随着劳动力的全球化配置和优化,跨国人口的流向发生了巨大转变。全球化的劳动力流动日益成为常态,国际贸易成为了全球金融、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而在我国,乡城流动的农民工因其对社会的独特贡献和城市社会融入困境长期受到政府和研究者的关注。事实上,农民工只是我国流动人口的代表性群体之一。“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日益深化,吸引大量外国人涌入我国,国际贸易随之迅速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跨国流动人口迁入对我国经济、社会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在华外国人的研究也日益成为时下的热点议题。但是,在华外国人与进行城乡迁移的流动人口有所不同,他们的迁移距离往往更远、语言文化差异更大,社会融合也更加困难。论文从在华外国人的主体视角出发,以群际接触理论为切入点,探究群际接触对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社会距离的影响和机制。通过对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社会距离现状的研究发现,在华外国人的主体视角下其社会距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其一,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的社会距离以中距离为主,且与我国居民的社会距离在总体态度和部分纬度态度分布存在不一致性。其中,通婚意愿指标明显偏低。其二,通过潜在剖面分析,发现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的社会距离出现分化。其分化出三类主要的群体类型,即远距离群体、中距离群体和近距离群体,总体上以中距离群体和近距离群体为主,占比56.4%,其次是近距离群体占比31.1%,远距离群体占比12.5%。论文在群际接触对社会距离的影响关系研究中,根据接触主体的组织性特征尝试进一步丰富群际接触理论内涵。在布鲁默“刺激-解释-反应”模式下,提出组织性接触和非组织性接触假设。研究发现,在移入地的组织性接触和非组织性接触都会对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的社会距离产生正向影响,且组织性接触和非组织性接触对其社会距离产生的影响和解释力并不一致。在语言适应的中介效应研究中,我们发现语言适应在接触过程中发挥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群际接触和社会距离的关系中重要的中介变量。但是,不同路径语言适应的中介效应具有显著性的差异。综上所述,其具体表现为,组织性接触通过语言适应间接影响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的社会距离,纳入语言适应变量后,组织性接触对社会距离的直接效应不再显著。非组织性接触不仅直接影响在华外国人与我国居民社会距离的远近,也通过语言适应间接影响其与我国居民社会距离特征。最后,作者在文末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来概括,并对论文的主要结论和研究不足进行反思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