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经销商欺诈纠纷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在司法实务中较为突出,最高人民法院第17号指导案例与尔后的“宾利车案”在裁判立场上即有显著差异。观诸司法实务和学理研究,可知妥当处理此类纠纷的关键在于告知义务的认定、主观故意内涵的界定以及举证责任的分配。我国法律规定的告知义务较为概括,消费者知情权与经销商的告知义务未形成对应关系,且汽车交易环节众多,车辆组成复杂,信息量大,不同部位的瑕疵对消费者缔约意愿的影响不同,又汽车交易行业具备一定专业性,普通消费者对于相关信息的了解有限,对经销商的告知具有一定依赖性,司法实务对汽车经销商的告知义务范围未形成统一的认定标准。汽车经销商的告知信息分为重要信息和边际信息,二者区分的标准为是否影响消费者的缔约意愿。重要信息的范围应根据对车辆本身及其价格的影响、消费心理、消费者的特定缔约目的以及消费者认知能力五个方面综合考虑是否影响消费者缔约意愿来确定。即使是经过厂家授权的新车售前修复也应根据上述标准判断,不能以行业认知以及未影响车辆的新车属性作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抗辩。虚拟登记销售因未涉及到汽车的客观状态以及消费者的实质权益属于边际信息。在将车辆交付给消费者之前汽车经销商均负有告知义务,其履行应以消费者在作出意思表示前了解汽车真实信息为标准,笼统的概括描述不能替代具体瑕疵部位以及程度的告知,单纯上传至网络不属于告知义务的履行方式。汽车经销商不如实告知重要信息成立欺诈行为。就欺诈行为的举证而言,消费者应当证明瑕疵的存在,汽车经销商应当证明除验车当场即能查验出的问题之外汽车瑕疵的形成时间。司法实务就汽车经销商的故意认定层面存在“明知”和“应知”和“严格责任”三种观点,且举证责任分配较为混乱,推定经销商故意和由消费者证明经销商故意往往决定消费者的诉求最终能否得到支持。汽车经销商欺诈的成立将引起惩罚性赔偿的适用,应慎重对待。“应知”范畴中包含知情、应知但不知两种情形,后者显然属于过失,汽车经销商的主观层面应限定为明知,不宜因汽车经销商负有对车辆的核验检查义务便机械性推定其存在主观故意,应在具体案例中结合汽车经销商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汽车经销商是否具备履行核查汽车相关信息的能力和条件;相关核查义务的履行情况三个方面认定其主观是否出于明知。二手车交易中,经销商对于其认识到可能不真实的情况做出承诺属于间接故意。诉讼中有关汽车经销商的主观状态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汽车经销商自证不存在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