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从实质上讲，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法律现象，而首先应该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不能被完全消灭，只能通过一定的手段和途径进行控制与防范。而刑罚作为对犯罪否定性评价的基本手段，必须有其存在的正当化根源，这就是刑罚目的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现代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罚目的应该是指刑事法律活动所有阶段所共同追求的目的，即通过刑罚制定、适用和执行等环节所希望达到的总体效果。古今中外刑法学界关于刑罚目的的研究，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学说，其中，主要的学说依次有报应刑论、目的刑论、一体论以及由这三种理论衍生的其他各种具体的观念。我国关于刑罚目的通说采取的是目的刑论之下的双面预防论，包括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两方面。这一通说无论从理论还是司法实践上来说，都存在一些难以自圆其说、克服的问题。我国刑罚目的理论理应总结、吸收报应刑论、目的刑论合理要素，同时对各种要素按照一定的逻辑作出有层次、有重点的安排，在此基础上走一体化道路，具体来说就是在刑罚制定阶段，将一般预防思想加以重点贯彻；到了刑事司法阶段，则需要坚持特殊预防和报应并重的观点；最后在刑罚具体执行阶段，特殊预防的思想则应该得到更多地强调。这种刑罚目的理论模式的选择，对于我国的刑罚理论和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不仅能克服我国目前通说理论的缺陷，为我国刑罚存在的正当性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这一模式与现代刑法精神相吻合，符合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对我国刑法任务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