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诃德》居处口语文化向书面文化过渡的转型期,既具足了口语文学传统的余绪,又具有新兴书面文学的侧影。在叙事上,《堂吉诃德》既陷入口语文学零散叙事的旧窠,又以其独特的“形式现实主义”写作手段超越了它的框限。在内容上,它既沿袭了口语文学专志“奇异”的传统,又将现时社会文化、普通人物等元素植入文学作品,开启了小说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在人物性格上,它既表现了堂吉诃德和桑丘分别所受的书面文化与口语文化的影响,又创造性地展露出二者的冲突给人带来的分裂。总而言之,整部《堂吉诃德》既是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斗争的场域,又是塞万提斯有意无意从前者向后者靠拢的成果。论文以文艺复兴文学具足的强烈的互文性特征为出发点,从三个方面对以上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其一,“《堂吉诃德》的文内互文”。首先,《堂吉诃德》以“呼应-重复”“延宕-插入”等手段构建起了文本内部各要素之间相互指涉的“互文框架”,笔者认为这一互文框架使其叙事具足一定的现实性发展逻辑。其次分析了《堂吉诃德》与小说插图以及一幅被文字化了的虚构插图之间的图文互文关系,认为这种互文性只有在“语象-图像”互仿的意义上才成为可能,且图、文这两种话语方式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方式和效果。再次分析了《堂吉诃德》的自我指涉性(元小说性),即其将作者、叙述者、小说本身都映射进文本中,造成现实与虚构、文学与生活边界的模糊。但论者认为其与元小说暴露虚构性的旨趣相反,《堂吉诃德》的元小说性恰在于虚构一种“真实性”;最后谈及“序言”与口语文学“开场白”的关系、《堂吉诃德》与其《序言》的交互指涉关系,以及后者对互文性的焦虑。其二,“《堂吉诃德》的文类互文”研究。论文首先分析了《堂吉诃德》对骑士文学的戏拟,论者认为其以“变调戏拟”和“哈哈镜式戏拟”两种方式挪用了骑士文学的语言和情节;并且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其次分析了《堂吉诃德》中杂糅的文学体裁,如诗歌、戏剧、短篇故事以及谚语、演讲术等。论者认为每一种文学体裁都具有独特的“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段”,《堂吉诃德》正在此基础上尽量发挥各种文学体裁的优势为自己服务,最终达成各文类共同参与构建小说同一性的目的。最后分析了《堂吉诃德》的口语文学叙事模式,尤其是“对偶伴生”结构与环形框架的使用。论者认为它们赋予《堂吉诃德》以镜像对比方式去观照主体的不同取向、不同自我以及不同命运,当然其也使得《堂》在叙事模式上取得了突出成就。其三,“《堂吉诃德》的文外互文”研究。论文首先分析了《堂吉诃德》如何将作者的思想与经历、现时的西班牙社会文化植入文学作品并展露作者的价值取向。论者认为这种现实性一方面促进了长篇文学作品的现实转向;而另一方面,这种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延异”了的现实,因此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现实。随后集中分析了《堂吉诃德》展露出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离合。一方面,塞万提斯本人的心路历程与《堂吉诃德》文本的形式与内容都体现了这一冲突;另一方面,堂吉诃德和桑丘实质上也徘徊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前者体现为理性疯癫、后者体现为“语词疯癫”。结论部分首先从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的区别以及互文性与二者的关系入手,认为互文性实际上并非其中任何一方的专属特征,只是因为口语文化和手稿文化与新兴印刷媒介的媾合,使得互文性特征在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凸显。其次则论述了文艺复兴时期小说互文性特征强烈的两个具体原因,即体裁尚不成熟以及受到口语文化思维及其表达的影响。最后将之整合到《堂吉诃德》研究中,阐释了论文的行文逻辑,即立足于《堂吉诃德》的口语文化背景,以其互文性手段为观察点,窥探了《堂吉诃德》所取得的现实主义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