鸳鸯蝴蝶派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群体，它在以新文学为主导的经典文学叙述中常被冠以“低级、庸俗”的徽号，如果我们跳出经典文学叙述背后潜藏着的新/旧、雅/俗等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就会发现在新文学建构自身的历程中鸳蝴实际上以一种负面性的“他者”角色积极参与到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过程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长期以来学界由于囿于既有的思维惯习，一方面未能真正地洞识鸳蝴与新文学的深层辩证关系，进而客观公正地看取鸳蝴之于中国近现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另一方面对于鸳蝴自身的认识也陷入到一种本质主义的思维陷阱中，将其简单地统称为“旧派”或“通俗”文学流派。由于新文学一直处于不断生长、壮大的过程中，因此扮演着与它相对立角色的鸳蝴自然也处于持续变动的状态。作为非新文学知识群体的泛称，鸳蝴在文学史叙述中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暧昧未明的状态。为了展现鸳蝴的真实面目，辨明其建构机制，本文拟从外在区分与自我确认的双重视野中，结合传播空间的争斗与分化，来考察鸳鸯蝴蝶派群体想像与身份认同的过程。论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第一部分主要探讨鸳鸯蝴蝶派群体的形成与划分。从鸳鸯蝴蝶派、正宗鸳鸯蝴蝶派以及“蝙蝠派”这样“派中有派”格局的形成中，来考察群体划分的机制与标准。首先是在新文学的区分与指认下，形成一个庞杂的鸳鸯蝴蝶派群体，这个模糊的鸳鸯蝴蝶派群体几乎囊括了民初至1949年间所有“非新文学"的作家，其中既有晚清已登文坛的受维新思潮影响的文坛宿将，也有活动于文化空间尚未区分的民初文人，还有新文学登场后被视为通俗小说家的职业作家。论文采取点面结合的方法，通过对代表作家包天笑、苏曼殊、张恨水的文学文化活动进行考察，探讨这个庞杂群体的形成机制，并进而思考新文学与之区分背后所蕴含的价值评判标准。其次是再次区分之下产生的正宗鸳鸯蝴蝶派。那些被认为是鸳鸯蝴蝶派代表的作家如包天笑、张恨水、周瘦鹃往往都辩白自己并非此中人物，他们努力辨析“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旧派”等概念，将鸳鸯蝴蝶派限定于民初围绕在《民权报》《民权素》周围，创作骈体言情小说的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人，由此在鸳蝴中又单独划分出一个所谓正宗鸳鸯蝴蝶派。最后，鸳鸯蝴蝶派是新文学群体区分划界的产物，在新文学界对鸳鸯蝴蝶派的批判与指认中，新文学为了彰显自身，刻意通过命名制造差异，强调二者的截然不同与对立。而实际上在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之间，还活跃着一个试图跨越新旧、雅俗的“蝙蝠派”群体，他们或以“新文学”“新文化”中人自命，或以融合新旧自居，但最终却都被新文学界一律视为“非新”或“伪新”，因而还是难以摆脱鸳蝴身份。　　 第二部分主要探讨鸳鸯蝴蝶派传播空间的开创与变迁。首先，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群体区分的过程其实也贯穿着传播空间的变迁与分化，这从不同时期鸳鸯蝴蝶派杂志的形态调整即可看出，由晚清而来的《小说月报》，虽屡经调整版面，但始终在趣味与新知之间试图取得一个平衡，是一份处于晚清与五四之间的过渡型杂志；1914年创办于成都的《娱闲录》，在民初杂志中较有代表性，虽以“娱”和“闲”为宗旨，却蕴涵着多重言说空间，读者与作者群体的构成也同样具有多元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鸳蝴杂志期刊则又呈现另一副面目，它们主要着重于日常生活领域的言说，《半月》、《紫罗兰》即是例证。其次，正宗鸳鸯蝴蝶派是再次区分的产物，他们的代表报刊历来与民初哀情骈体小说联系在一起，而实则这些报刊与同时期的其他刊物一样也具有多重面目，如《民权报》与《小说丛报》；而且，正宗鸳鸯蝴蝶派之所以被视为单独一群，除了报刊杂志的聚合，还与民权出版部的运营、策划有着密切关系。最后，在新文学发生初期，尽管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群体往往各自拥有自己的发表阵地，新文学刊物与鸳蝴报刊一般宗旨、形态迥异。而实际上，还有一些试图跨越新旧的“蝙蝠派”报刊杂志，如泰东书局的《新人》、《新的小说》，商务印书馆的《小说世界》，这些杂志或以新文学、新文化刊物自命，或标榜融合新旧，但最终却被新文学界视为“伪新”与“非新”。这些均体现了传播空间的斗争与分化。　　 第三部分主要探讨鸳鸯蝴蝶派的自我确认。群体意识的形成、身份认同的完成、与新文学区分中的周旋，无疑都是其自我确认的关键环节。首先，在鸳鸯蝴蝶派群体意识形成中，私谊网络、会社网络和传播网络这三个彼此重叠的人际网络显然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次，鸳鸯蝴蝶派作家多以旧派才子自我定位，在这一身份想象中，由生存处境所决定的职业、文化裂变中的精神取向、以及面向新文学的策略性定位都是重要因素。最后，面对新文学这个强大的“他者”，鸳鸯蝴蝶派的应对十分灵活。既接受其区分，标榜趣味与消闲；又不乏对新文学话语进行戏仿，消解等级制与权威性；此外还有着消解边界与等级的同一性策略，在“新旧原本一家”的口号下一边积极靠拢新文学，一边揭“新作家的陈迹”。正是在这样复杂的纠葛中，形成了鸳鸯蝴蝶派丰富、驳杂的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