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保全制度最初在我国的确立是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基于国际公约的要求,在国内法中加以规定。但是由于我国的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起步晚,发展缓慢,导致在实践中法院的审查标准缺乏统一性和严谨性。直到2019年开始实施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对知识产权案件中行为保全的实质审查要件做出了截至目前为止最为全面的规定。该司法解释对行为保全的四个实质要件的规定与美国的四要素审查法非常近似。笔者通过对美国判例法的研究,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目前所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分析出了适合我国法院在知识产权纠纷中,审查行为保全的必要性时应当注意的一些问题。本文第一部分从知识产权行为保全制度的渊源和发展着手,介绍了这项制度在我国的制度框架,包括加入的国际条约,以及经国际法转化后的国内法的框架。我国2019年最新施行的司法解释中对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四个实质审查要件的归纳是相当全面的,可简要概括为:胜诉可能性、难以弥补损害、申请双方利益的平衡和公共利益的保护。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是通过对四个实质要件在美国制度下发展历程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相应对照了我国的司法实践的做法。首先,如何认定申请人具有胜诉可能性,美国采用的是胜诉的合理可能性原则,要求申请人从以下两个方面证明己方存在胜诉的合理可能性:申请人通过优势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的行为构成侵权;被申请人不能证明申请人的权利不受法律保护。其次,在认定是否构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害时,目前美国法院多数认可了这一要件与胜诉可能性之间呈现反比例关系。而我国的司法实践标准宽严不一,有些采取美国法院过去的一种较为宽松的推定原则,有些则对申请人的证明责任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再次,美国司法实践非常注重对行为保全申请双方的利益进行衡量,法院会对行为保全做出与否在当事人中间做出假设。如果双方对行为保全发布与否的承受能力悬殊过大,行为保全的发布对被申请人造成的损害远远大于不发布禁令对申请人造成的损害,法院就应谨慎发布禁令。最后,美国的司法实践注重对公共利益因素的审查。这部分的主要问题焦点在于哪些公共利益可以作为法官的考量范围,并予以保护。文章第三部分则在之前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分析总结出了一些对我国的行为保全纠纷实质审查要件的完善和借鉴,以期对解决我国的制度困境做出贡献。首先对胜诉可能性的证明上,加强对权利稳定性方面的证明。在难以弥补的损害要件的证明上,适当采取反比例原则。另外在对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平衡时,为了防止制度被滥用,适当地与胜诉可能性要件进行结合。最后,对于公共利益因素的审查还有待于最高法发布指导案例,尽量统一司法实践对‘公共利益’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