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文化理论观点，以“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支撑”为问题意识，采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长时段分析视角。文中以河西走廊南侧、祁连山北麓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发展困境为研究案例，揭示了国家推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须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保障多方共同参与，发挥区域民族主体能动性，及增强制度包容性，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与经济发展同步建设的百年大计。　　 中国辛亥革命共和已百年。2012年初，《人民日报》评论部刊登《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之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和总理记者招待会，诸多社会问题呈现出当前格局的政治改革焦虑。新中国60年建国和30年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效，从各方面讲都堪称斐然。但社会矛盾亦内卷化，近十年政治改革“木桶短板”效应已显然。中国的改革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出发”。　　 历史表明，农民和少数民族始终是中国的两大恒常关键领域。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最终成就建国大业。70年代末，中国在经济崩溃边缘果断选择“三农”领域作为改革起点，才收获今天经济全面繁荣发展的成果。如今中国农村改革已进入轨道，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就成为中国改革的前沿。从这个领域入手最能纲举目张，凝聚社会共识，消除互信赤字，确保公民权利和少数民族权益。　　 1840年以来，中国日趋卷入如何借助“现代化”(Modernization)实现强国富民创新转型的世界经济体系追赶游戏，以求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从救亡图存，还是从强国富民的角度考察，“现代化”和“发展”都是中国的话语关键词和时代精神。追求现代发展的迫切性，使得中国必然忽视西方文明局限，特别是它对于“前现代”多元民族文化的排他意识形态。　　 19世纪中后期，经历启蒙运动、普及了城市工业化的欧美各国根据社会进化论暨社会发展史的理念，把城市工业文明视为文明顶端，按照把文明之前的人类史视为“史前史prehistory”的模式，把工业文明以前的社会称为“前现代社会premodernsociety”。前现代社会的农耕畜牧文明和文化，最终都将被现代工业文明所取代。换言之，以城市工业为标志的现代化，是全球人类的必然归宿。在这种视野下，前现代社会基于生态环境、文化传统和民族认同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抵制，就是现代化过程必须克服的障碍。今天，经历后现代转型和文化自觉的世界各国，把这种视野归纳为西方中心主义或社会发展史。　　 在欧美工业文明国家的武力冲击下，中国开启了长达百余年的现代化进程。从1860年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戊戌变法、1911年推翻帝制建立民国、1931-1945年抗战和1949年建立新中国、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甚至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建立现代国家和赶超欧美工业文明为目标。其特点则是由国家精英引进西方理念，自上而下地推进现代发展，其结果是复制了现代世界体系城市主导农村、内地主导边疆“中心-边陲”结构。　　 1999年以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城镇化在国家投入的政策措施、项目工程推动下提速。边疆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经济产出能力和人均收入水平都迅速提高，当地的文化生态和社会冲突风险也同时增大。　　 本文通过记述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现代化进程，揭示出两个主体:一是以国家现代化为主体，考察国家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建立和维护现代社会秩序的结构性难题;二是以边疆少数民族为主体，综合祁连山生态系统和牧民的文化生态哲理，探讨后现代包容性发展的理念和制度保障。　　 本文提出两个理论假设:一是国家对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社会自组织能力的承认，能够有效化解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化的“零和博弈”困境;二是国家和当地少数民族共同运用河西走廊历史生成的文化生态哲理，建立互主、互信和包容的后现代发展机制，能够有效破解现代世界体系“中心-边陲”结构和西方社会发展史观造成的排他“单边行动”的困境。　　 现代化确实给民族地区民众带来了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但对当地居民可持续发展必须的草原生态环境、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态权益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设而言，反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人口流动失衡和民族文化传承危机等民族地区社会问题。　　 本文通过呈现在现代化过程中祁连山牧民运用本土文化生态哲理、自组织能力和包容心态来化解矛盾，应对困境，追求公平传承的自觉意识和实践。以指出国家通过政治改革创新，充实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互惠合作公平博弈机制，体现国家、公民社会和民族共同体的“共生共和互主互惠”的发展观，才能摆脱转型陷阱，超越“单边行动”困境，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　　 论文分为六章，主题阐释: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仅是中国可持续发展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难题，而且还是今后中国推动政治改革创新与制度建设，消除社会互信赤字的动力源。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对未来中国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和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第一章，呈现中国边疆民族地区的两种叙事:一是近年由于国家强力推进现代化而导致的社会排斥和互信赤字积累现象;二是基于历史文化动力而生成的共生共和、互信互惠、多方共赢的切身感悟。本章梳理了祁连山生态民族史、国家推动牧区现代化和牧民的社会文化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文献，以“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理论视角阐述问题意识，及反思由国家单边推动边疆现代化的发展方式，进而说明边疆少数民族作为文化主体所展现的生态哲理，并以此提出理论假设。　　 第二章，基于收集的文献、参与观察和焦点访谈的资料，概述祁连山的区域生态和民族历史，以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行政区划建制沿革和国家与牧民在前现代互动中的经验教训，同时展示了裕固族、藏族等各族牧民的生态哲理和文化主体能动性。　　 第三章，以国家为主体，记述新中国建立以来，国家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推进的现代化建设，包括国家在当地建立的现代秩序结构特征，即以现代的“县域经济”为中心，以牧区生计文化生态为边陲，通过工业化、市场化、产业化和城镇化将牧民纳入现代秩序。本章着重论述现代化进程中牧民转变为流动人口的遭遇和牧民的应对策略。　　 第四章，以裕固族、藏族等各族牧民为主体，描述了他们为应对现代化带来的生态心态失衡和文化传承危机，通过维系亲属和邻里关系，对草原生态生计的能动性调试，呈现山区牧民的自组织能力，揭示他们对现代化时代和民族文化差异共生共和的包容心态和能力，以启示对边疆民族生态哲理和文化主体的再认识。　　 第五章，基于国家与少数民族在边疆现代化推进中的互动过程，讨论少数民族牧民面对现代化的心态，揭示现代化在当地社会生态、文化传承和群体再生产中造成的四大冲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名实相悖、国家视角下的人口较少民族扶持项目重物轻人、国家理由下的民族文化遗产化传承和“发展”视角下的民族生态家园资源化。本章同时阐释了裕固族作为人口较少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及对维护主体尊严的诉求。　　 第六章，重点理解和阐释边疆民族生态哲理和文化主体意识，并据此提出三点结论:一是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扶持要以主体性和自主需求为导向;二是国家民族事务管理应以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为政策导向;三是国家的发展观要体现保障少数民族权益的公平正义和文化生态学理念，并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充实完善入手，通过公平机制建设，消除互信赤字，补齐制度短板，凝聚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发展的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