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需要”与“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运用马克思的“生产-需要”理论;遗憾的是经济学家们只知道“供给-需求”框架，不了解马克思的“生产-需要”框架。人们经常把“需要”混同于“需求”，从而很少认识到，“供给-需求”范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式，“生产-需要”范式才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式。“供给-需求”范式之光照亮的是价格波动，而不是“价值”如何决定，更不是“剩余价值”或利润如何形成，因此它只适于分析价格现象，不适于分析价格的“价值”本质。马克思认为，价格常常只被当作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因而被混同于使用价值，而实际上，价值实体才是交换价值背后的决定因素。在《资本论》中，不仅使用价值要用“需要”加以说明，而且劳动力的价值也要用工人的生活需要（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加以说明，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创造新价值包括剩余价值）则用资本家赚钱的需要加以说明。　　马克思曾经指出，“供给-需求”范式只是“生产-需要”范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生产-需要”范式的特例，因为价值生产只是社会生产的特定形式即市场经济形式，它既不同于自然经济，也不同于超越市场经济的产品经济;“供给-需求”关系只是“生产-需要”关系在流通领域中的表现，不能用对它的考察代替对全部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考察，因为这会遮蔽作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基础的整个生产方式。只有把“供给-需求”关系置于整个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链条中，然后把货币当作商品的转化物，把资本当作货币的转化物，考察货币和资本的供给与需求关系，才能看到，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从市场经济中产生出来的，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则必然随着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走向后市场经济。　　因此，在短缺经济时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的必由之路。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几乎全部“生产-需要”问题都可以归结为“供给-需求”问题。需求是通过货币表现出来因而也只能通过货币加以满足的需要。只有增加对商品和货币的供给才能满足需求。市场经济就是要增加对商品和货币（注意，货币不等于纸币，因为纸币只是货币符号）的供给，而这，只有通过“价值”生产才能实现。但是随着资本过剩时代的到来，物质需要的满足已经不再是一个“生产”问题而是一个“分配、交换、消费”的问题，因为资本的过剩不仅是商品过剩，而且是货币过剩和产能过剩，即整个“供给”的过剩，要化解这种过剩，唯一的办法是把无效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这就是所谓的“凯恩斯革命”和福利社会政策的本质。　　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我国现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资本过剩”意义上的过剩经济时代，这样笼统地讲是不够的，因为“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具有不同的性质，不能混淆。根据需要层次理论和需要结构理论，随着低级需要的满足，原来隐藏着的高级需要会显现出来。这意味着，物质需要的满足必然使原来隐藏着的文化需要凸显出来。如果说，“恩格尔系数”表明了在物质需要内部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满足路径，并因而要求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即从农业到轻工业、从轻工业到重工业的经济结构转型，那么，“丰裕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表明的就是更高级需要特别是“文化需要”的凸显和满足，并因而要求相应的产业结构升级，即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包括文化产业和其他各种服务业的经济结构转型。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按照马克思关于“经济的社会形态”或“市民社会”的理论，产业结构的升级必然带来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工业社会不同于农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不同于工业社会。按照西方学者的看法，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集中表现为“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化集中表现为“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型。但是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正如庸俗经济学只抓住了供给与需求关系的现象而没有抓住生产与需要关系的本质一样，这样的社会发展理论也只是抓住了社会发展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抓住其背后是“人的发展”的本质。马克思按照人的发展程度，建立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即关于“人的依赖性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社会和自由个性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结束，“经济的社会形态”将会为“人的社会形态”（通常译为“人类社会”）所取代。　　鉴于一篇博士论文不可能解决这么复杂的问题，本文在介绍了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综合运用“生产-需要”框架和“供给-需求”框架（单纯的“供给-需求”框架不足以解决这一矛盾）之后，特别突出了短缺经济向过剩经济过渡的“历史转折”特征，从而确立了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和社会发展理论取代庸俗社会学的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笔者一方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需要生产”理论和“经济社会”转型理论，从而为中国的需要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提供了理论参照系，另一方面介绍了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当代西方社会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研究，试图在世界历史背景上为中国的需要结构升级和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提供既包括经验又包括教训的实践借鉴。有了理论参照系和实践背景，笔者进而试图探究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出路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经济社会转型、经济空间的扩张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这一转型的世界历史意义即小康梦实现后为创建新型的人类文明类型而做出贡献的可能性。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较一下资产阶级的两大社会理论即现代化理论和后现代社会理论同马克思的三大社会形态理论的差别，我们可以看到习总书记的要求不仅对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且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世界历史正在由“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独立性”走向“自由个性”即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的时代，中国却尚未完成由“人的依赖性社会”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创新还是政治经济学创新，都不应忘记“革命理想高于天”的要求。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上才能理解和把握中国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