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萧衍接受和创制《清商曲辞》这一文学现象为基础,展开一种关系型研究:主要体现在萧衍和《清商曲辞》之间的接受与被接受关系;上层文士和后宫女性对《清商曲辞》接受心理的差异;《清商曲辞》内含对声律发展的积极因素与人为声律理论的关系;以及文学现象与政治现象交相影响的关系等。力图在这种关系型讨论过程中,使《萧衍和梁代<清商曲辞>》这一课题具备一定的研究意义。文章围绕以上关系,分为四部分进行了讨论: 1、通过接受与被接受关系的研究,解决萧衍对《清商曲辞》接受的原因。建立上层文士接受南朝乐府民歌的典型个案,使齐梁时期诗风转捩具备实例性,同时也为其他几个对应关系的存在找到了合理的论证基础。 2、对梁代《清商曲辞》创作状况的考察,一方面使我们借助考证法确立后宫女性创作群体的存在;另一方面,明晰《清商曲辞》这种南朝乐府民歌独特的俚俗性质,是造成上层文士和后宫女性异样接受心理的关键因素。 3、《清商曲辞》内含促进诗歌声律理论的积极因子,基于此,我们通过对既有材料的深度考辨,发现萧衍“不遵用四声”的原因,并非出于对沈约才华的妒忌,进而从正反两方面,论述萧衍对诗歌声律的影响,使萧衍在诗歌声律发展史上的悖论身份得以成立。 4、梁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尤其具体到文集编纂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我们研究中的难点。因为对《文选》和《玉台新咏》两部文集编纂的研究,是这二十多年的热点,许多问题都已经形成定论,不易辩驳,但是本文从两部文集的编者对待《清商曲辞》的态度入手,结合萧衍对待文集编纂的态度,萧统、萧纲兄弟关系、诗歌理念的综合比较,对《玉台新咏》的编纂目的进行了必要的补充。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看,萧衍提倡《清商曲辞》写作,并非一个简单的文学史现象,而是具有多元性意义。我们无意人为提高萧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唯正名而已。笔者认为,齐梁时期在中国诗歌史上是最为关键的阶段,上承魏晋文人诗贵族化传统,下启隋唐诗风雅俗混溶的特征,商在这一转捩的关口,萧衍提倡《清商曲辞》写作,自应有其突出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