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文人和陶是兼具文学接受与文化传播双重意义的现象，和陶诗作与和陶辞赋在这一过程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本文首先通过归纳中国文学史上与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相关的论述，总结其在中国古代辞赋史上的地位；然后通过对朝鲜半岛高丽与李朝两个不同时期文人所作“和陶辞”的文本阅读，重点分析朝鲜汉文学对《归去来兮辞》的接受；最后整体阐述陶渊明诗文、辞赋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以及现代韩国人对陶渊明文学的重视与研究。研究方法包括单一作品分析法、社会历史研究法、传记文学研究法、相关作品对比分析法等。　　关于和陶现象的论述，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已经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并未囊括所有陶氏文学，“和陶辞”的研究目前尚属薄弱环节。作为陶渊明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陶辞”这一特殊文体并未受到多少关注。而在海外陶渊明研究中，“和陶辞”亦难与“和陶诗”相较。朝鲜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政治文化交流，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接受亦高于周边各国，和陶诗文创作是朝鲜文坛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陶辞作亦多达四百余篇。但是，韩国学术界对“和陶辞”的研究却同样寥寥无几。　　陶渊明走进朝鲜半岛始于新罗时期的中朝文学交流，彼时，一大批文学作品被前来大唐求学的新罗留学生带回祖国，载有陶渊明诗文的《昭明文选》就是其中广受欢迎的一部典籍。陶渊明在朝鲜的接受与传播历经几番沉浮，从新罗时期的“文选热”，到高丽早期的“科举热”，再到高丽中期的“苏轼热”，接着是高丽末期、李朝早期的“朱熹热”，陶渊明文学传播过程中的起起伏伏总是伴随着社会历史背景的变更。而李氏朝鲜王朝下的陶渊明文学接受，则逐渐走上了一条开阔平坦的光明大道。“和陶辞”与“和陶诗”一样，成为新罗之后各个朝代历史中，代表文人士大夫心声的鲜明旗帜。　　自高丽末期李仁老的《和归去来辞》始，至光复后金昌淑的《反归去来辞》止，朝鲜文人的和陶辞作遍布朝鲜各个时代，数量甚至远远超过了中国本土文人对《归去来兮辞》的酬唱之作。究其原因，应与当时中朝两国不同的政治背景有关。政治历史与文化风尚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恰如经济基础之于上层建筑。　　对朝鲜“和陶辞”的研究不仅是一项文化领域的学术研究，还是一项通过文学感知历史的社会研究。这一研究除了能够探知朝鲜本土文人的创作倾向与文学深意，还能全面了解朝鲜文人对外来文化的接受与批判，以及营造出此文学风气的社会背景，对中外陶渊明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