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定向增发新股和高管薪酬的主流理论,并在详细分析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高管薪酬的不同决定机制以及阐述定向增发过程中的利益输送机制的基础上,以2006-2015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两步对高管薪酬和定向增发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第一步先将高管薪酬与定向增发进行简单回归得到两者的关系,第二步再引入定增对象新变量进行分样本回归,得到相应的实证结果后,最后还选取京东方和浙江龙盛进行案例分析。本文发现,对于我国的国有企业,影响高管薪酬的最关键因素是管理层权力。目前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的市场化程度仍然较低,基于业绩的薪酬考核制度大框架远未搭建。国有企业高管更有动机利用自己的权力在定向增发过程中联合大股东进行利益输送,通过其他渠道获得更多的非货币性薪酬以逃避监管。而对于我国的民营企业,影响高管薪酬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业绩。通过定向增发引入积极投资者将加强监督民营企业高管进一步提升公司业绩,进而使得高管薪酬增加。但对公司原有高管或大股东实施定向增发,某种意义上的确是在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但进一步绑定与公司的利益关系并不能产生督促高管更加用心地经营好公司的效果,反而可能成为公司高管为自己牟取私利的途径。本文的创新点主要在于对定向增发与上市公司高管薪酬进行实证研究,探索定向增发对高管薪酬的影响,为加强公司治理能力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