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被反复改编为各种艺术形式的作品之一。《家》为数众多、质量普遍较高的改编版本，不仅让小说《家》广泛传播，成为家喻户晓、难以撼动的经典，同时也进一步开掘出一个深广的意义空间，让“家”的丰富性得以持续生长。改编作品面对的受众群体范围更广、层次更多，在迎合群体心理和时代语境、与时代思潮互动等方面的意愿也更为迫切，因此，研究经典作品的改编史、改编作品的接受史都有助于呈现改编作品背后的时代、世态和人心。　　 本文拟选取20世纪40-50年代《家》的话剧和电影改编版本为研究对象，以这些改编作品及其上演状况为基础，从小说原始文本在改编中何以被选择、小说衍生品对原作的变异、改编作品之间的互动、改编作品在舆论界与接受史上的回响等角度入手，探究《家》的改编过程中“家”的丰富言说和变奏。　　 “家”作为一个符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承载着丰厚的意义。一方面，它是每一个体自有生命记忆以来的情感归属和牵系；另一方面，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话语系统中，它又始终对应和指涉着更广大的社会结构。具体到《家》的各个改编版本中，“家”带有的情感属性也几经变迁，时而是怀着乌托邦憧憬的离家冲动，时而又是飘零乱世中混杂了温情系念的回归情愫，时而又是反封建语境下对“家”的决绝背弃。在改编者的创作个性和时代语境的作用下，《家》的每一个改编版本对“家”的言说都是对小说原著的再解读和重新编码，即使看似微小的改动背后所传达出的时代讯息也是颇有深意的。　　 本文的四章中分别剖析了时代与区域差异对《家》的改编之影响。在吴天改编的话剧《家》和国联的电影《家》中，孤岛时期上海的特殊情境使得“家”的言说在亲情系念和抗争反叛两个维度间彷徨不定，飘零中的归家渴望、女性角色凸显带来的多义性等等方面都呈现出商业性、妥协性和抗争性相混杂的丰富面向；曹禺在国统区改编的话剧《家》更倾心于对理想之“家”和“家中人”的再造，传统女性的诗意回归代替了决然与家庭断裂的新青年，在战争的相持阶段和抗战建国的大背景下，叛逆的声音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绵长柔韧的力量；从50年代香港电影《家》的叙事线索和电影语言中可以看出，虽然粤语片《家》省略了很多原著中直接的抗争性情节，但却通过光明与黯淡强烈对比的方式演绎出小说原著的抗争性主旨；而1956年上影厂拍摄的《家》则是在新的意识形态笼罩下“家”的重写，家的温情遭到了放逐，“家中人”的隐喻也得到重构，改编至此，“家”就再也没有不被背弃的理由，“离家”也终于成为一个具有道义正当性和历史必然性的光明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