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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OFDI发展迅猛,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中国是能源消耗大国,对于资源的需求也相对旺盛,因此中国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受到资源的激励性较强。而这些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往往也存在着许多潜在的风险,如政治不稳定、多元的宗教文化等,因此中国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往往会面临着较为严重的政治风险。换句话说,中国的OFDI在面对制度环境相对较差却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家处于两难的局面,因此在区位选择上对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比较与考量显着尤为重要。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中在东道国环境上的考量上,尤其是制度环境有着严格的要求。本文将基于中国旺盛的资源需求,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资源禀赋结合探讨,这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以及投资的可持续性都有着重大的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对76个样本发展中国家在2003-2015年间的对外投资流量,并将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从三个部分来分析研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区位选择。第一部分是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结合引力模型,分析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投资区位选择中制度偏好。从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层面上解释中国投资行为选择与投资规模的变动,实证研究发现良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中国OFDI的流入,并且也有利于投资规模的扩大。第二部分利用Heckman模型并结合引力模型,继续探讨中国OFDI资源与制度的交互项,探究制度环境下资源禀赋对中国OFDI的吸引力问题。实证研究发现东道国良好的政治制度环境下,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于中国OFDI的吸引力强。第三部分在前文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邹氏检验、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中国对发展中国家资源型OFDI在制度上是否发生结构性变动,即探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东道国制度环境下资源对于中国OFDI的吸引力变化,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在对发展中国家自然资源上OFDI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要求上是否有所变化。经过实证研究检验发现东道国丰富的资源禀赋,需要更良好的制度环境才能吸引中国OFDI的流入,也就是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在自然资源上的投资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环境上的要求相对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