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恶搞短片无疑是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2006年无名“草根”胡戈与影界大腕陈凯歌之间的对峙,并不仅仅是娱乐时代的又一个八卦新闻,这一对峙作为我们时代的重大文化事件,实际上表征了以“草根”命名的民间公众借助于网络的崛起与集结,以及他们在价值取向、美学趣味甚至是政治观念上与以陈凯歌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文化和知识精英之间的冲突对抗。而作为这种崛起与集结的标志的,同时也是表达这种冲突对抗的话语实践方式的,正是以《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为代表的网络恶搞短片。本文试图在对众多网络恶搞短片进行具体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之上,借助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朱大可的广义流氓学研究,从民间公众崛起并与国家主义及其精英构成对抗的角度,探究网络恶搞短片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同时考虑到网络恶搞短片主要是影视领域内的一场“文化暴乱”,本文即在对其进行文化分析之后又从价值启示的角度探讨了这一“暴乱”提供给中国电影的借鉴意义。全文除引言和结语部分外,共分成三大板块。引言部分首先对恶搞短片这一网络时代的话语盛宴作了现象层面的粗略扫描,然后对出现于网络上的形形色色的恶搞短片进行了归类和概念释义,在这一过程中特别强调了网络恶搞短片是一场民间的对抗性的文化和美学运动。第一章,网络恶搞短片的兴起。本章对网络恶搞短片的发生学解释强调了本土“经验世界”的重要性,从恶搞短片为什么“恶”和“搞”这一角度入手,在社会变化、技术进步和商业介入三个向度上进行了具体阐述。在“社会变化”一节中,结合朱大可流氓学理论说明了民间社会的崛起及其话语诉求。“技术进步”一节也尽量避免做纯技术分析,而是把握住民间公众对新的“话语利器”的利用这一点来谈论网络平台的出现和制片技术的普及。最后的“商业介入”一节,引入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探讨互联网在中国作为一种批判性的公共空间的可能性,进而以传媒资本与民间公众在这一公共空间中的互动来解释网络恶搞短片的推动力量。第二章,网络恶搞短片的文化内涵。本章在“批判性的公共空间”这一大的理论框架下,将网络恶搞短片视为这一公共空间中的话语交往实践。由此这一章又从草根立场、话语疗法、怀疑主义、娱乐至上四个方面进行了角度和侧重不同的具体论述。在草根立场一节里,本文主要从民间公众的表意实践的角度理解网络恶搞短片,并援引朱大可先生的流氓话语理论,对恶搞短片的流氓话语本性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这一节也指出了这种流氓话语的杂乱性。在话语疗法一节里,本文借用了“精神胜利法”这一术语来描述网络恶搞短片这种话语实践的某种特性:止于话语的“文化暴乱”,并具体从话语内容和话语修辞策略两个方面做了阐述。在怀疑主义一节中,本文探讨了网络恶搞短片的虚无主义面孔,指出了它的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与调笑一切的价值倾向和基于大众犬儒主义的文化抵抗。最后在娱乐至上这一节里,本文仍然从批判性的公共空间出发,肯定网络恶搞短片作为一种话语交往实践,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但同时也指出了基于现代大众传媒的公共空间的局限性,认为传媒公共空间不能代替真正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第三章,网络恶搞短片的价值启示。这一章的论述是建立在前面两章的论述基础之上的。鉴于网络恶搞短片与中国式商业大片之间的对抗性关系,本文认为以《英雄》为代表的电影走的是国家主义商业化的道路,而它们与恶搞短片之间的冲突彰显了电影精英与草根大众之间的歧途。而解决之途就在于中国式的大片要改变价值取向,尊重民间意愿和普世价值。同时本章也考虑到了网络恶搞短片本身的出路问题,指出接受商业的收编是其继续发展的唯一途径。最后本文还对新兴的、与恶搞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山寨”现象进行了简短的论述,依然是从民间社会、民间公众崛起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现象,认为“山寨”凸显了民间的进一步壮大以及它与商业资本的进一步结盟。结语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了总结概述,指出网络恶搞短片作为中国民间公众思想发展的一个文化表征,必将被历史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