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障“一带一路”倡议行稳致远，需不可忽视以生态环境为代表的“异军突起”式非传统型风险。面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复杂地理环境对人流、物流走出去形成的客观自然元素阻滞，面对沿线后发地区经济发展渴求与生态承载力有限之间的张力，面对在相关地区来自域外大国的同质竞争冲击，“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需探索成熟可行的绿色治理路径，并形成治理主体“可开源”、治理过程“可持续”、治理手段“可多元”、治理客体“可共生”、治理结果“可分享”的广义绿色治理体系，以形成生态环境风险防范的绿色治理支撑。这不仅仅是中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能够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处于“一带一路”倡议关节联点的大湄公河次区域兼具海陆的地理区位、生态环境领域水治理诉求突出、域外大国关注度较高，是值得探索绿色治理路径的典型区域。针对大湄公河次区域所面临的迫切生态环境问题，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中国便通过各种机制与周边国家展开水文数据分享、多边对话协商、生态治理贡献等方式进行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绿色治理实践。基于大湄公河次区域丰富的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国需依托相关治理经验引领生态环境风险防范共识、构建区域治理强效机制、分享绿色扶贫经验、探索绿色合作新模式等方式，形成系统性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绿色治理路径，进而深化“一带一路”倡议“五通”目标更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