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出发，对国际行政学的主体——国际官僚对国际政策过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文章从国际公共生活中观察到的“国际政策经常出现偏离现实国际政治格局”的奇怪现象入手，提出了国际组织具有自主性。通过文献研究却发现:这一结论虽然不断被不同学者的研究所证明，但却不能清晰告知自主性的来源。于是，本文秉承国际行政学视角，开始围绕着“自主性究竟如何成为可能”这个核心研究问题展开。首先，本文从国际官僚与国际政策的纠结出发，明确了自主性存在，且来自国际组织中的人也是国际行政学的研究主体——国际官僚。其次，本文在全面剖析国内官僚和国际官僚本质属性和生态环境异同的基础上，通过官僚政治一般理论的推导，从国内官僚过渡到国际官僚，演绎出国际官僚影响国际政策过程的各种途径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影响框架。该影响框架由正式结构和非正式机会组成，分为价值框架和理性框架，并存在着内部的互动关系。其中正式结构包括了组织架构、组织地点、组织使命三个途径，非正式机会包括了理想与价值驱动体系、领导风格、组织文化、信息控制和专业能力五个途径。再次，本文选取了发生在联合国系统的两个案例——70年代联合国粮农组织危机和90年代联合国秘书处和卢旺达大屠杀，分别针对不同政治性的政策议题，对影响框架进行了验证和补充。通过两个案例的深入研究，基本上证明了该影响框架的解释力和合理性，并展示了两大类八种途径各自的作用、量化标准及互动方式。最后，本文发现影响框架揭示了国际政策过程中政治逻辑和管理逻辑的冲突，这恰恰是国际行政学可遵循的学科逻辑。于是，将影响框架应用到对国际组织的国际行政学理解中，并探讨了影响框架对国际官僚有效管理及目前仍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国际组织内部管理改革的启示。　　本文贯穿了国际行政学的研究取向，研究的理论相关性体现在既充实了官僚政治一般理论的研究情景，并完善了国际行政学的学科框架。研究的实践相关性体现在一方面提供了有效管理国际官僚的新思路，另一方面对当下中国提升对国际组织的认知丰富了案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