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六年,中国年均超过10%的增长速度奇迹,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迅速实现经济复苏,除与市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良好外部环境密切相关,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中国政府做出的基础设施投资决策也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进入21世纪,全面发展理念逐渐超越经济效率单一增长目标,公平性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长期以来,基础设施投资的目标更加侧重经济效率,现阶段,依托消费和出口确保经济增长维持较高增速具有较大限制,依然需要保持一定量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量以维系稳增长格局。在此背景下,如何在数量规模、投向分布等投资决策兼顾效率与公平,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是摆在政府和学界面前的重大现实课题。梳理基础设施投资的历史脉络发现,针对中国早期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形成的较大区域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城乡间收入差距长期处于高位的国情,中国政府将基础设施投资视为平衡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措施,也是联动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的核心纽带。立足中国国情,基础设施投资通过作用于城乡发展而对城乡的收入分配以及人口分布结构产生影响,由此关乎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平性讨论。基础设施投资作为政府重要的决策工具和调控手段,如何服务于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整体发展大局,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公平性讨论框架。为明晰公平视角下基础设施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的复杂作用关系,本文在经典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基础设施投资引入城乡两部门模型,逐步构建基础设施投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模型。经验分析中,以问题为导向,审慎选择适宜计量方法,提供基础设施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城镇化之间关系的作用渠道及稳健经验证据。与既有文献相比,本文创新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基础设施投资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侧重于经验分析,系统的理论机理分析并不多见,且研究偏重于农村而忽略城镇,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本文以经济产出为桥梁,从收入决定方程切入,构建基础设施投资通过分别影响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进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的理论机理,经验分析中着重捕捉基础设施投资作用于城乡居民收入的局部性信息,检验基础设施投资增量扩张和区域不均等形成的收入挤占效应。研究指出:基础设施投资增量扩张和区域不均等形成的收入挤占效应判断成立,投资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区域差异方面,投资有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却扩大了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基础设施投资内生于经济增长,通过投资的渠道效应和增长过程的实现而扩大了城乡差距,城镇化则起抑制效应。②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强调,城乡收入差距是农民迁移行为的最重要因素,由此可在基础设施投资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基础上,搭建基础设施投资与城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弥补现有文献在基础设施投资与城镇化之间联动关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不足。在中国城乡失衡的现实背景下,构建基础设施投资与城镇化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由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区域差异化特征,给出基础设施投资与城镇化尚未实现良性联动的经验证据,基础设施投入、公共支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城镇化公平性讨论的合意架构得以印证。其中,经验分析中使用分位数回归和门槛效应回归方法识别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影响的区域性局部差异特征,同时采用工具变量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综合提供两者关系的稳健性检验。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的城镇化效应存在地域空间分布式特征,不同城镇化水平的地区,基础设施的边际效用差异显著;基础设施投资配置失当导致城镇化较为滞后,两者难以实现良性联动;基础设施投入、公共支出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构成城镇化进程的核心决定要素,为实现城镇化与基础设施的联动,需要借力公共支出能力的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③现阶段,依靠城市增长带动经济发展被视为中国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最重要手段,但是关于现行发展方式在效率和公平层面的“得失”讨论,现有研究的结论并不明晰,本文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共进失调背景下,构建基础设施投资与其增长效应的一致性检验模型,并在获取基础设施投资的区域经济效率的时空局部信息基础上,检验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对城镇化的影响,整体上为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发展道路纠偏提供基础设施投资视角的逻辑。其中,采用地理加权(GWR)和时空加权回归(GTWR)方法,获取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增长效应的时空差异化信息,在此基础上提出一致性指数(CR)概念,从经济增长效应的视角刻画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并检验不同投资效率水平下,基础设施投资对城镇化的差异性影响。研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规模的匹配程度呈现明显的时空差异,投资效率与规模失调导致基础设施投资的城镇化效应受阻。如果以2003年为转折时点,刻画匹配程度的区间阀值反映出吻合向偏离转向的趋势,投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与城镇化协调共进格局被打破,投资效率与规模扩张不相适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