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増长。作为一个典型的劳动力过剩的二元经济国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离不开我国丰富的劳动力供给。其中,劳动力供给主要源于两个途径:第一,大量农村劳动力陆续地向城市现代部门转移;第二,计划生育政策也使得大量适龄劳动者,特别是女性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但是,这种高速增长的势头因为适龄劳动人口增速的减缓以及劳动力地区差异而减弱,个别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各个企业为高昂的用工成本所困扰。部分学者认为当下我国农村的劳动力已完成了由无限供给向短缺供给的转变,并将这一现象归结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来到。然而也有很多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目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能否代表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中国的劳动力有没有进入短缺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会不会因为存在“民工荒”而放缓,甚至停滞?鉴于以上种种疑问,正确判断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认清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还能引导中国未来经济发展道路的改革方向。本篇论文基于刘易斯转折点的判别标准及我国刘易斯转折点的实证研究这两条主线展开写作。一方面,论文详细介绍了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拉尼斯-费景汉模型以及刘-拉-费二元经济模型这三个经典理论模型的相关理论,并在此基础之上细分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和第二转折的判别标准,为下文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基于理论研究确定的工资水平、边际劳动生产率这两条判别标准对我国二元经济进行实证研究。从分地区实证分析角度来看,我国中、西部地区劳动边际生产率为负,证明中西部尚未跨过第一转折点。但从全国整体来讲,我国整体边际劳动生产率为正,且工资水平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但两部门之间的工资差及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异仍不容忽视,这都说明我国整体上已跨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还没有迎来第二转折点,达到经济发展一元化。论文最后为我国早日实现经济一元化,摆脱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桎梏和如何避免劳动力转移给农业生产带来负面影响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从农业部门角度,应继续完善制度、加大资金和技术支持力度、加快乡村经济发展多元化,提高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从而释放更多农业人口红利。而从现代部门角度,应继续加快产业升级、完善农民工子女教育制度及农民工落户制度,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从而提升现代部门生产能力,提高劳动力需求力,为吸收农业部门过剩劳动力做好接盘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