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决权是董事享有的法定权利,通过参与董事会决议并公正、客观地投票表决,董事得以履行自身管理和决策的职责,实现推动公司发展的价值目标。当董事与公司就某项决议存在利益冲突时,排除其表决权就成为提升决议正当性的有效措施,董事表决回避制度正是基于此种需要而建立起来。目前,凭借优异的规制功能,该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承认和运用。我国在2005年首次将该制度写入《公司法》,实属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不过,现行《公司法》对该制度的规定还存在一些缺憾,在实践中引发了不少问题。在适用情形上,以存在“关联关系”为标准的规定不够准确,难以涵盖董事需要回避的所有情形。同时,回避的法定适用主体限于上市公司董事,范围过窄。由于公司间治理能力参差不齐,将非上市公司董事回避的问题完全交由章程规定会使约束机制存在局限甚至缺位,具有章程自治异化为大股东和“内部人”董事专制的可能。此外,虽然股东享有对董事会瑕疵决议提起撤销之诉的法定权利,但股东、董事亦可以请求法院确认董事会决议无效或不成立。在利害关系董事未回避时,法院应如何判定决议效力,法律尚无明确的指引,实体裁决中存在较多争议。2016年万科董事会“分母之争”事件,更凸显了该制度立法在实体和程序规则上的抽象与空泛。而梳理我国相关案例与文献,实务及理论界对上述问题也未形成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该制度的实体规则、运行程序以及裁判问题均待明确。为完善我国董事表决回避制度,在归纳裁判中反映的现实问题,并结合以美国为代表的域外国家及其他地区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认为,该制度在适用条件上,不能仅以存在“关联关系”为判断依据,而应将适用情形扩张解释为董事和决议存在与公司产生利益冲突的“利害关系”,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审查程序。在要求董事主动披露自身利害关系事项后,由董事会判断其表决行为是否会危害公司利益,并以此来决定其是否回避。在适用主体范围上,不应局限于上市公司董事,而应将范围扩大到所有公司形式的董事,避免因非上市公司的章程遗漏规定该制度时,股东和董事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无从救济受到利害关系董事侵害的权利。同时,在被排除表决权董事的权利设置上,可参考各国立法之共性,允许被规制董事列席董事会议,但需明确其不能被计入表决人数的基数。此外,还应当细化规定本制度的具体程序,程序的启动和运行应当包涵申请、告知、审查认定以及公示的具体过程。当利害关系董事未回避并参与董事会决议后,非利害关系董事和股东在内部协商未果后,只能通过事后追责挽回损失。为发挥诉讼的最后救济功能,首先需要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当利害关系董事主动申请回避时,申请人应当提供自己存在利害关系的有效证据,以防恶意申请和错误申请;在他人申请董事回避时,应引入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被申请董事证明回避事由不存在。同时,为明确决议的效力判断问题,法院应将“表决程序违法违章”的严重程度与不同救济手段合理匹配。在董事未回避但排除其表决权后决议仍然可以通过时,一般可适用“轻微瑕疵效力维持原则”认定决议有效;在将利害关系董事的表决权排除后决议不能通过,但其未回避表决的行为没有严重损害其他主体的利益时,赋予股东诉请决议撤销的权利就足以保障其利益;如果董事未回避行为的“程序违法违章”的程度已经达到“内容违法”那般,严重侵害其他主体利益时,法院应当认定决议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