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又一次政策聚焦。农村作为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特性的地域综合体，兼具多重功能属性，其发展离不开农业生产的兴旺和农民生活的稳定，且生活稳定是产业兴旺的前提。由此在农村的国土空间布局中，农房自然而然成为最重要的一项组成要素，既是农民生存生活的基础，也是农民安稳创业的保障，因此，农村建房日益受到人们的追捧和青睐。与此同时，农村建房也呈现出需求量和违章量同步上升的趋势与特征，在一些城乡结合部或风景名胜区地段甚至出现规模性违章建房的现象。此外，地方基层政府对于农村建房的管理重视程度偏低、监管形式单一、风险意识缺乏、历史遗留问题对现行政策执行的羁绊、普遍存在轻事前防控、重事中处置、轻事后督查的“两轻一重”管理模式，多因素致使农村建房管理成效不明显，个体风险和组织风险时有发生。倘若政府相关部门不予以及时而有效的防控与管理，极易演变成超多数量的违建规模，甚至引发公共风险。
　　本文采用文献研读法、问卷调查法及案例分析法等，运用风险管理理论，探寻农村违章建房中的风险类型及其防控。首先，论文采用文献研读法，在查阅国内外农村建房管理实践方面和风险管理理论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梳理出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然后，通过问卷调查法，收集整理农村违章建房及风险认知方面的一手数据，客观分析出当前农村违章建房的现状，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风险类型及其危害，并阐述风险管理理论在农村违章建房管理领域的适用性，为构建农村违章建房风险管理体系夯实理论基础。其次，以金华市金东区为例，运用案例分析法，描述当前农村建房的基本情况、政策文件、问题成因、应对举措及其成效。再者，以风险管理理论为参照，阐明农村违章建房个体风险、组织风险和公共风险三者间的内在联系，指出思想观念、制度建设、监督管理、机制流程上的不足是违建现象治理难的制约因素。最后，论文以公共风险防控为终极目标，针对性地从四个方面提出农村违章建房现象的治理策略， 并尝试使其体系和流程标准化，以期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可以推广与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