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纪录片,它自身拥有着一般影像系统所没有的严肃性,因为具备“真实”的特点,纪录片制作者不仅仅是一名艺术家,还是一名教育者。对于政治题材纪录片而言,这种严肃性被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因为它的信息接收者也是政府的统治对象。对于国家意识形态差异的表达,是很困难的一项工作,因为这种表达往往是潜伏于社会表象之下的,也必须经过历史的考量。于是纪录片的价值便由此体现出来,因为它们为人类历史留下了最鲜活的经验——视觉记录。因此虽然纪录片的历史很短暂,然而它给我们留下的远远超过它作为一部影片那么简单。　　 1966-1976年对于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势控制,给中国的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然而在“文革”中后期,中国的外交事业却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对外交往没有停滞。中国希望展示自己的新形象,同时西方社会也希望能够了解正处于变迁中的中国社会。对跨文化交流的诉求促成了两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的摄制:《中国》与《愚公移山》。然而这两部影片却在中西方评论界受到了完全相反的待遇,而从这些评论的话语中,可以深刻地感受到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刻板印象所产生的跨文化交流障碍。　　 本研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选取这两部纪录了特殊时期的中国的影片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影片以及中西方评论进行内容分析,对跨文化交流障碍中的意识形态差异以及刻板印象因素进行梳理,并试着提出克服跨文化交流障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