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企业的蓬勃发展为国家经济正常运转提供保障。并购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一种方式,广泛活跃在资本市场,为并购双方注入新的活力。商誉是并购尤其是非同一控制下企业并购的产物,商誉的价值体现一直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商誉蕴含着市场、人力、技术等潜在资源优势,能够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另一方面,商誉在计量时的重大不确定性也为高层管理人员的私利并购提供了可乘之机。本文拟将商誉细分为行业均值范围内的商誉和超过行业均值的商誉—超额商誉,并从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问题做出研究。本文以2007-2018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规范研究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运用管理学、计量经济学及会计学领域的理论基础,构建相关计量模型,提出了超额商誉与并购绩效关系的竞争性假设,以此探讨超额商誉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进一步分析该影响在外部监管(机构投资者)与内部监管(内部控制)中的运作机理,同时对产权性质带来的影响做出了拓展研究。本文研究发现:(1)超额商誉对企业的并购绩效具有正向影响。此外,本文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分析法进行样本匹配,减弱了自选择偏误问题对本文结果带来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超额商誉的正向作用。私利高管发起的不计后果的私利并购并不会大张旗鼓,因为过高的并购溢价势必会引起股东或投资人的关注和强烈反应,为了“掩人耳目”,商誉的行业均值可能成为管理层的“避风港”和借口。然而,当主并企业对被并购企业得天独厚的资源势在必得时,并购活动的确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的生机,短视行为和私利行为存在的可能性降低,管理层不畏惧舆论的关注,为了完成行业竞争性并购,管理层愿意突破行业均值的限制进行高效益、高质量的并购活动,即便可能签订“对赌协议”,此时的“对赌协议”相对来说更符合实际情况,盲目对赌可能性较小。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影响更明显。从机构投资者和内部控制的监督作用角度对这一影响的内在机制分析发现:(2)机构投资者的存在降低了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制约和监督了管理层的行为,使行业竞争性并购更加顾及股东及企业利益,因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作用越明显;(3)有效的内部控制提高了内部信息透明度,从企业内部有效制约高管在并购活动中的不正当行为,从而提高了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作用。(4)拓展研究表明,相对于非国企,国企对管理层的管控措施更加严格,因而管理层发起的并购更可能以企业利益为中心,使得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正向作用更明显。本文研究意义在于,首先,以企业并购溢价为切入点,通过数据检验证实了超行业均值的超额商誉对并购绩效的影响,总体而言,超额商誉能够为企业带来高价值收购,提升长期并购绩效,其次,引入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分析,从制度背景、公司治理和市场反应的视角进一步补充了研究内容。此外,本文通过对超额商誉经济后果的探讨,从理论和实证分析两方面拓展了商誉问题的研究视角,一方面为企业超额商誉的经济后果的逻辑分析提供了相对完善的理论分析框架,另一方面,丰富了企业商誉问题的研究文献,为企业资本运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