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其中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与流出已经成为了各国融入全球化的重要途径。由于实施“走出去”战略可以使一国企业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高的层次上参与国际资源配置,获取全球稀缺资源,从而提升其竞争力和绩效,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成为企业寻求可持续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战略选择之一这种普遍趋势中,新兴经济体国家展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金融危机过后,来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世界范围内地位迅速提升。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近年来由于对外开放实行以“引进来”为主变为“引进来”与“走出去”并行的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保持连续八年的增长后,2009年达565.3亿美元,流量排名在全球第5位,仅次于美国、法国、日本和德国,而在新兴经济体中排首位,表明中国已逐渐从外资引进大国转变为对外直接投资大国。在如此快速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了传统理论无法解释的特点,如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与推进公共政策目标的二元性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国有程度与企业国有比例的增加,无技术优势企业仍然能够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从中获得技术进步,等等。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诸多异质性和显著性,有必要从全新的理论视角,探索制度要素对于投资动因和投资效应的关联性,既可以检验既有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对于中国跨国公司投资实践的适用性,也为发展中国情境的对外直接投资新理论提供了难得的创新机会。国内外最新文献研究表明,多维度战略管理视角为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解释与拓展开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空间,其整合了两大主流战略管理视角,即产业观与资源观,并创造性的提出了制度视角来理解新兴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极大丰富了传统的基于企业所有权优势的分析框架,开拓了“企业资源—产业环境—制度框架”的分析思路。战略管理理论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些并不具备传统竞争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如何参与国际竞争,对于正处在结构转型及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而言,更具有实际意义。本文基于国际投资战略管理的理论整合,针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选取增长速度最快的2003-2009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数据模组的方法,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以下问题：1、运用国际投资战略管理三种视角解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适用性。基于产业的视角突出产业层面的企业外部力量,基于资源的视角能够让我们考察企业层面上特有的资源和能力,基于制度的视角则倾向于从源头上,比如国家和社会角度更宽更高的考虑这一问题。尽管国际投资战略管理理论的三种视角都阐述了国际化的原因,且基于制度观的分析更适用于解释新兴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但是战略管理三种视角对中国的适用性仍属于最新的课题。从这个角度,本文选取资源变量(有形资源、研发资源、技术市场资源)、产业变量(市场化进程、产业结构高度)、制度变量(宏观调控、国有程度、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政府对科技的投入),探讨了并不具备传统意义上所有权优势的中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等资源欠缺的情况下,仍能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并获得成功的关键动因。结果显示,在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独特模式时,综合制度视角对动因进行分析,才更具有解释力。这样的结果,一方面验证了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基于所有权优势的分析确实不适用于中国的情况,而国际投资战略管理理论则能提供很好的分析视角,说明了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外部力量对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作用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对于主动利用制度优势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也提供了理论可能和经验证明。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制度调节作用及地区差异分析。制度观强调制度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的战略以及国际化决策,既可以通过直接的方式单独起作用,也可以通过影响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来间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外部制度因素就可能直接或间接的通过调节企业资源因素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针对这种可能,本文采用管理学领域新兴的调节变量方法研究了四种制度变量分别以及综合对三种资源变量的调节作用,试图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制度影响机制。进一步地,根据地区发展水平,引入虚拟变量,研究制度因素调节机制在各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差异,以期通过这样的研究为政府利用对外直接投资平衡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结果表明,宏观调控力度对于研发资源、技术市场资源有正向调节作用；国有程度对有形资源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对于研发资源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教育的支持对研发资源有正向的调节关系。在地区差异检验方面,通过对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分别研究,发现宏观调控的调节作用在西部地区较为显著,分别表现在对研发资源和技术市场交易的调节上,而在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国有程度的调节作用突出,正向显著的作用均体现在国有程度对研发资源的调节上,而教育和科技投入力度的调节作用在地区间差异并不显著。3、制度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作用及地区差异分析。对外直接投资最显著的战略绩效之一就是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而中国企业在不具备技术优势的情况下仍能开展国际投资并获得逆向技术溢出,从国家战略高度讲,其背后的制度影响机制非常值得研究。本文在研究国际技术溢出的L-P,B-K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四种制度变量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分析,并研究这种作用的地区差异,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政府和企业探索如何利用对外直接投资获得技术进步十分具有参考价值。结果显示,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会受到国有程度、政府对教育投入、科技经费支持三种变量调节作用的显著影响,而过多的宏观调控则会抑制市场作用的发挥,从而对技术外溢效应产生负面影响。在地区差异的检验中,西部地区教育投入力度的调节作用显著,中、东部地区国有程度调节作用显著。通过理论与实证的分析,本文拓展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动因的研究视角,发现以制度优势为主,将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优势相结合,才能共同构成中国企业成功投资到海外的关键变量束,证实了企业可以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时借助母国的制度支持拓展海外经营。应用管理学新兴的调节变量分析方法,发现了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机制,证明制度因素除直接作用外,还可通过对不同类型资源变量的调节,间接发挥作用。其中,制度因素对于企业的研发资源等调节力度大于有形资源,而研发资源等则恰恰是参与国际竞争最有力的资源,这一结论对于政府有针对性的制定投资促进政策以及企业调整海外投资战略具有重要启示：一方面,政府可以发现制度通过影响企业资源而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路径,即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资源的调节效果不同而细化投资管理制度,因地制宜,因“材”制宜,统筹推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另一方面,企业则可以在不具备所有权优势的情况下,结合企业资源构成以及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特点,充分利用制度优势,培养其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而本文对制度因素影响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则对于母国推动企业国际化从而获得逆向技术溢出带来的技术进步,提供了制度视角的新思路,即通过国有程度,对教育、科技的投入,能够强化对逆向技术溢出的吸收及扩散,基于地区差异的细化分析还强调了制度安排与区域均衡之间的相关性,一方面可以根据区域发展条件差异化的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政策,另一方面则能够利用制度对逆向技术溢出的调节平衡地区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