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的发展给传统乡村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影响,其中既有促进社会文化交流,为目的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改善居民生活水平这样的积极影响,也有诸如改变目的地原有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削弱原有的社会规范,破坏目的地社区的个性特征这样的消极影响。受居民自身素质和知识水平的限制,在乡村旅游这个由各级政府、旅游开发商和目的地居民等多主体介入的旅游类型中,乡村居民往往是旅游发展变化和影响的被动承受者,他们通常被认为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参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建设。而现实的情况是,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哪怕是不为旅游者提供服务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居民,他们的行为举止、生活方式以及对游客的态度都可能是旅游者体验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在旅游者旅游中的各个阶段,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都能通过与旅游者的互动(包括在旅游者旅游过程中与旅游者的直接互动和在网络社交媒体上与旅游者的互动)来影响旅游者的体验。旅游目的居民与游客互动的这一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价值共创的过程,但在旅游价值共创的现有文献研究中,一直将旅游者视为价值共创的主体,而忽略了目的地居民在价值共创中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乡村旅游目的地为背景,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S-O-R理论,将旅游发展中的经济因素(个人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因素(增权)视为价值共创行为的前因,并引入目的地居民对地方的情感构建乡村旅游目的地居民价值共创行为形成机制模型。通过对收集到的254份有效问卷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个人经济利益、增权、地方依恋和价值共创行为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还结合访谈文本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形成进行了解释,论证了各变量在价值共创行为形成中的作用。通过数量和质性分析相结合的方式,本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1)本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利益对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影响是不一样的,由于旅游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个人经济利益对居民的地方依赖并没有显著影响;而个人经济利益却能促进居民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增强,这种积极影响的产生源于居民与自己和他人的比较。此外,旅游发展带来的个人经济利益也有助于居民社会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的维系和巩固。(2)本研究发现增权这一变量对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都有显著积极影响,即居民地方依恋的产生与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密切相关,但是在这三种增权维度中,居民对政治增权的感知度是最弱的,这种较弱的政治增权会引起居民对政府的不信任,并影响居民对地方旅游发展的期待。(3)本研究发现地方依恋的不同维度对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是不同的,居民的地方依赖可能会导致居民更加追求个人需求和期望的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实施价值共创行为会有诸多考量,居民的社会联系也并不是其实施价值共创行为的直接推动力量,而具有强烈地方认同和地方情感的居民则更可能产生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有利的行为,也更愿意参与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有益的活动。(4)本研究发现个人经济利益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而增权却对居民实施价值共创行为有显著积极影响。这说明在旅游发展中,居民虽然依旧关注经济要素,但非经济因素却是旅游目的地居民产生价值共创行为的重要前因。(5)本研究还验证了地方依恋在个人经济利益与价值共创行为、增权与价值共创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地方依恋的中介,个人经济利益和增权对价值共创行为的影响显著增强。鉴于现有旅游价值共创行为研究对居民的关注有限,本研究从目的地居民的角度对价值共创行为的产生进行了分析,这在理论上丰富了对居民价值共创行为的研究。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本研究以乡村旅游带来的影响变化为起点,进而讨论这种变化对居民地方情感和行为的影响,这有助于了解居民对旅游发展带来的影响和变化的感知和态度,从而采取有效的措施以降低和控制消极的影响因素,刺激目的地居民产生对旅游目的地发展有利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