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这既有着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也有复杂的社会心理因素。就其客观的社会环境条件而言,与晚清民俗关系至为密切。从相关心理因素来说,义和团“降神附体”之类的“神术”,不排除在心理暗示作用下,确能使人体达到超常状态,产生奇特而明显精神作用的情况,这使团民对“神术”更加深信不疑,幻想利用它抵挡和战胜洋人。而团民不断制造迷信借口,则与其自我辩解的心理动机有直接关系,这是为减少认知不协调而采取的自我保护。义和团利用迷信进行宣传动员,确实收到某些实效,对推动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壮大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其相关舆论宣传和自我辩解的迷信借口,多为不实之词,虚妄荒诞,其负面影响也是明显的。对于义和团迷信,相关各社会群体和阶层从不同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也作出各种不同反应：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非团民众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以“崇信”与“盲从”为主要特征,而至义和团衰落时期,他们认识到义和团并不真正具有奇异超凡的“神术”,遂对其由先前的信从转变为怀疑乃至丧失信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守旧派”,出于所谓“借拳剿洋”的政治需要,曾“认可”义和团“神道”,幻想利用其“神术”灭洋,也试图“利用”义和团的迷信弱点,对其加以限制和约束,及至最后清廷转向对义和团进行严酷镇压,自然也就割断了此前“守旧派”与义和团连结的纽带。“一般”官绅对义和团迷信的反应颇为复杂,大致可分为“迎合”与“反对”两个方面。所谓“迎合”又分两种情况：一部分官绅出于仇教排外心理,肯定义和团神道灭洋；另有部分官绅则在逢迎心理驱使下,附和义和团迷信。反对义和团仇教灭洋的官绅,则无例外地也反对其神道,视之为“邪教倡乱”,斥其“邪术不可恃”,其中所包含的政治用意十分明显,当然,也有从纯文化的角度否定义和团迷信的,显示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而以“雅”辟“俗”的文化倾向。庚子年及20世纪初年的报刊舆论,也对义和团迷信作出反应。尽管各报的政治倾向不同,如有的站在义和团的敌对立场,有的则对义和团起事给予某种程度的同情和支持,但当论及义和团迷信时,几乎无例外地都给予否定,显示出相当的趋同性。报刊舆论通过对义和团迷信的反思,倡导“破除迷信”而广开民智,这与义和团迷信给予它的警示直接相关,这种舆论成为20世纪初年启蒙运动的先声和前奏,显示出义和团事件给予国人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