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相继流入城市,形成了一大批农民工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已婚已育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农村父母的外出流动直接影响和决定了有关子女的家庭流动安排,包括流动还是留守的随迁安排,以及与双亲哪方同住的结构安排。父母外出务工所产生的家庭流动安排上的变化,叠加城乡发展的差异效应对农民工子女的适应发展产生种种积极或消极影响。不同的家庭流动安排以多种方式塑造着子女个体内在以及家庭和学校等外在发展情境,反过来又显著影响了他们的适应发展。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儿童时期是其个体适应和能力发展的关键阶段,尤其因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主要活动场域是学校,更应关注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状况。良好的学校适应是农民工子女进一步接受教育和走向社会的重要基础,而适应不良带来诸多消极后果会对其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因此,研究家庭流动安排对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影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农民工家庭的教育安排决策和农民工子女的适应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价值。现阶段,学界有关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的研究已取得丰富成果,主要集中于留守儿童与农村一般儿童或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的对比研究,而较少将两类群体置于同一个框架进行直接对比。在既有两者比较研究中,关注焦点也多是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两大同质群体间的差异,缺乏对群体内部细致分类的具体剖析,且倾向于考察学校适应的某一或某几方面,对多维学校适应的总体把握更是寥寥。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多为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群体内研究,有关两群体及其内部分化的比较研究并不多见。因此,关注不同农民工子女群体之间的多维学校适应差异,尤其是个体心理特征、所处的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对学校适应的影响作用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家庭流动安排的比较视角,探究不同类型农民工子女在学业适应、心理适应、行为适应和人际适应维度是否存在差异及具体来源。在此基础上,从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学校特征等综合因素探究不同家庭流动安排下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影响因素的情境差异,以期准确评估农村父母迁移背景下家庭流动安排决策对农民工子女多维学校适应的具体影响。研究结论表明:第一,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受到家庭流动安排的影响,表现出显著的双亲结构优势和母亲角色优势。与其他家庭流动安排类型相比,随双亲流动安排是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发展的理想类型,而母亲缺位留守安排不利于农民工子女的适应发展,尤其是与父亲一方留守的家庭流动安排。具体来看,尽管流动子女多维学校适应均显著高于留守子女,但只有随双亲流动子女才有更好的适应水平,随单亲流动子女学业适应、心理适应和人际适应等方面和留守子女有类似的发展劣势,且显著低于与母留守子女,而与父留守子女在学业适应、心理适应和行为适应等方面均表现最差。第二,基于性别和年级的群体差异结果得出,性别差异体现在留守（尤其单亲留守）子女心理适应以及随双亲流动、留守子女行为适应存在男生劣势;同性别父母的存在引导了子女人际适应的发展;对于学业适应而言,无论何种家庭流动安排形式,女生适应水平均优于男生;年级差异体现在随双亲流动、留守子女学业适应以及单亲结构家庭子女心理适应表现出七年级优势,人际适应仅在父母缺位留守子女中表现出九年级优势。第三,家庭流动安排效应存在一定限度,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主要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家庭教养环境和学校教育环境的影响。对比家庭流动安排与各组发展情境因素的影响系数得出家庭流动安排影响作用相对有限的结论,而对各类发展情境因素在不同类型子女学校适应中的影响比较发现,这些因素的影响强度因不同类型子女、不同学校适应维度而存在一定差异。因此,农民工子女间学校适应差异以及影响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发展的不单纯是家庭流动安排本身,更重要的是不同家庭流动安排下的发展情境差异。因此,考察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需以不同类型子女所处的发展情境为背景,分析家庭流动安排影响农民工子女多维适应发展的具体影响。上述研究结论提示我们,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适应问题不应简单化地归因于家庭流动安排的决策。我们不仅要关注家庭流动安排的直接影响,还应更为细致地探究和剖析导致家庭流动安排效应背后的深层原因。只有厘清这些问题,才能为优化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发展提供更好的干预方案和更为有效的改善措施。本研究结论对农民工家庭流动安排决策具有直接借鉴意义,对促进农民工子女适应均衡发展具有一定政策启示。第一,鼓励采取合适的家庭流动安排方式。流动父母将子女带往城市,或选择母亲一方与子女留守在家对农民工子女适应发展有相对积极意义。第二,关注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的均衡发展。在关注多维学校适应发展的同时更应重点帮扶弱势农民工子女群体。第三,优化农民工子女适应发展情境。一方面优化家庭和学校层面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另一方面加强农民工子女个体内在特质的培养。简而言之,父母迁移背景下离散家庭流动安排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培养个体人格特质和营造高质量的养育环境得以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