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之“忘”并非一般意义的遗忘,而是“有意而忘”。仁义之行由乎我,故“仁义”忘,则去知无辩；礼乐之施拘于俗,故“礼乐”忘则去名无形。仁义礼乐俱遣,心知无以因耳目而外驰,耳目亦无以资心知以流迁。忘而不知其然,遣而不知其序,忘而自忘其忘,则同于“大通”矣。此“坐忘”之境。“去知”,并非如众多学者所说的“超越”,而是对“成心”的反思。心知止,而道欲行,“心斋”是也。唯气不能虚,唯虚不能止,唯止不能待物。“有真人而后有真知”,知之登假于道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不用已见,而因物之自用。人资物以为用,物因人而成用。故行事之情,而忘物忘用。不得已而用,是无用之用。因此,心才是逍遥之源。无心而顺化,不以功名利用为务、是非善恶为事,故“无事而生定”。一生之中,今不知后；一世之中,彼我不相知。故因其自然,而无心于所以然；自适其适,而无心于其所适。化而后不知是非之辩、彼我之分,庄周之梦蝶是也。化而忘已忘物,忘而自忘其忘,所以,“物化”正是庄子“坐忘”之最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