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被打破,进入到三元社会结构时代。从2012年开始,流动人口的迁移模式转变为“家庭化迁移”,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跟随父辈来到城市生活。从农村迁移到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工随迁子女脱离了原有的社会角色及支持系统,受到现代城市文化的冲击,随迁子女在城市和农村双重拉力的作用下,产生“结构紧张”。在城市文化及生活方式的滋润下,随迁子女制度性的“农村人”身份意识在减弱,呈现出自我身份认同多元化的趋势。由于他们在迁入地中既受到户籍制度及与其相关的教育制度的显性歧视,又遭受社会人际关系的隐性歧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陷入困境。手机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之后的第五大媒体,具有移动化、便捷化、随身化、多媒体化及智能化的特点,渗透入人们生活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尤其对人接收信息的方式及数量产生重大影响。媒体会影响人的环境认知及社会化。手机作为一种人们接触最多的媒介,对人的社会化产生极大影响。根据前人研究可知:城市融入的考察因素包括经济地位、社会行为、文化接纳及身份认同。经过本文研究表明,手机作为一种新媒介,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的影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1.手机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行为特征,使得随迁子女的社会行为不断向城市子女接近;2.手机影响着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于城市文化的接纳,呈现出促进文化融入的作用;3.手机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身份认同:随迁子女通过手机获取社会资讯、进行人际交往,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深刻影响,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产生更大程度上的身份认同的困惑。从总体上来说,手机媒介一方面促进了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一方面又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