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愈发严重,预计在未来会更加突出。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相继提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各项碳减排政策措施。在这个大背景下,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减排压力。根据“哥本哈根”承诺,在2020年前中国要实现单位GDP排放比2005年下降40%的目标。在巴黎气候大会上,中国政府承诺到2030年碳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60%～65%。自2007年6月政府发布首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文件《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法》开始,每次五年规划都制定并强调了一定的减排目标。气候政策越来越被需要,但是相关文献尤其是国内文献关于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的系统性研究还相对较少。基于此,本文从成本-收益的经典视角对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进行较为系统和详尽的研究,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气候政策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依次展开研究:第一,对碳减排气候政策的相关文献进行综述;第二,对碳减排气候政策进行理论分析;第三,明晰中国碳排放的现状;第四,测算并分析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成本;第五,测算并分析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第六,构建碳减排气候政策工具的选择机制,并分析哪一种政策工具更适用于中国国情。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本文的创新与不足之处。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依次对碳减排气候政策成本、收益和工具选择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评述。第三部分是碳减排气候政策的理论分析。首先构建气候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其次分析气候问题的经济学属性与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再次界定碳减排气候政策的内涵并探究其作用原理,最后介绍碳减排气候政策工具的定义与类别并一一分析其作用原理、内在缺陷、政策实施效果与实施成本。结果表明:（1）气候变化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其影响循环大体可以分为八个过程。（2）气候变化问题是一种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与发展权利密切相关的共享资源,这些属性都决定解决气候问题仅仅靠市场经济的运转和气候系统的自我修复是不可行的,必须要实施政府干预。（3）碳减排气候政策工具的类型主要分为四种:直接管制、碳税、补贴和碳排放权交易。其中,直接管制的政策成本较低,减排效用、分配效用和技术激励效用也非常有限;补贴的政策成本较高,分配效用较低,技术激励的作用有限甚至可能为负,虽然短期有一定的减排效果,但长期这种效果会被削弱。故采用碳税或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工具解决气候问题是更为明智的选择。第四部分是中国碳排放的现状分析。对1998～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碳排放进行测算,进而分析碳排放的总特征、行业特征和空间特征,并从碳排放强度、碳排放弹性和碳排放EKC检验三个视角探讨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中国碳排放总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可大致分为1998～2001年间的增长平稳期、2002～2012年间的飞速增长期和2013年至今的减缓平稳期三个阶段;每个行业的碳排放量都稳步增长,工业部门一直是最主要的碳排放源,占比第二高的是生活消费部门;东、中、西三个区域的碳排放量均稳步增长,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一直占据相当大的权重,三个区域人均碳排放量的占比会随时间变动;不同省市之间的碳排放量和人均碳排放量均存在很大的差异。（2）中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基于碳排放强度,从行业来看,工业最高,农、林、牧、渔业最低,不同行业的变动趋势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从区域来看,西部地区最高,东部地区最低,不同省市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基于碳排放弹性,从行业来看,不同行业间变动趋势差异性非常大,从空间来看,2004年之前东、中、西三个区域波动剧烈,2004～2011年间三个区域波动非常小且取值相近,2011年之后三个区域又出现新一轮的波动,不同省市之间的碳排放弹性相差很大;中国的碳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规律,当人均收入低于26311元时,环境质量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恶化,而当收入水平高于上述值后,环境质量则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改善。第五部分是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成本的测算与分析。首先,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和三种行为分析模型,构建三种衡量边际减排成本的方法,即当经济行为主体从传统生产技术行为模式转变为弱低碳生产技术行为模式时的边际减排成本、当经济行为主体从传统生产技术行为模式转变为强低碳生产技术行为模式时的边际减排成本以及当行为经济主体从弱低碳生产技术行为模式转变为强低碳生产技术行为模式时的边际减排成本。其次,基于上述三种方法对1998～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碳减排气候政策成本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表明:（1）三种减排成本均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2）当经济行为主体从传统模式改进至弱低碳模式时,减排成本在绝大多数时期为负值;当经济行为主体从传统模式改进至强低碳行为模式时,减排成本正负都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绝大多数的减排成本趋近于0;当经济行为主体从弱低碳模式改进至强低碳模式时,减排成本均为正值。（3）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与减排成本密切相关,在计算减排成本时要视具体的发展路径而定。第六部分是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的测算与分析。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即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不易衡量。一方面,气候变化会加剧贫富差距,使得减排气候政策收益在空间层面上存在差异性;另一方面,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在时间层面上存在不确定性。对2004～2017年间中国30个省市的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进行简单测算,结果表明:（1）目前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整体影响是有利的。（2）一般性气候变化对中国不同行业的影响是有正有负的。（3）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气候变化总体影响的变动趋势。（4）气候变化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具有明显区域异质性。第七部分是中国碳减排气候政策工具的选择机制分析。基于Newell&Pizer（1998）的动态分析模型,做出如下改进:一是在碳减排气候政策成本函数中加入更多物理减排空间和减排技术水平的考量;二是在碳减排气候政策收益函数中加入更多气候变化类型和适应技术水平的考量。依据函数斜率水平,改进后的政策成本函数曲线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改进后的政策收益函数则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而决定了模型结果的六种可能性情形。这六种可能性情形分别对应了不同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1）在第一种情形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初期阶段,减排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水平都较低,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非常微弱,价格政策相对于数量政策是否更有优势是不确定的。（2）在第二种情形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减排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水平也有所提升,但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才开始显现,此时最有可能的情况是价格政策更有优势。（3）在第三种情形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最初阶段,减排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水平都相对较低,但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却非常强烈,会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政府选择数量政策更明智。（4）在第四种情形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减排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水平也较高,但全球减排空间很小,并且由于前期经济增长破坏了大量的生态环境,这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非常大,价格政策和数量政策哪一个更优是不确定的。（5）在第五种和第六种情形中,气候变化的类型已达到极端气候事件的水平,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不可估量,这时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哪个阶段,政府都应该选择数量政策去解决气候问题。结合技术生命周期理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中国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的初步成长期,应对气候变化的减排技术和适应技术都相对较低,但气候变化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却比较强烈,这时政府选择数量政策工具更加明智。此外,对于极端气候事件经常出现的四川、甘肃、青海和海南等地区,政府更应该持续选择数量政策工具。第八部分是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综合前文的研究结论,得出改进碳减排气候政策的四个方面建议:第一,实行“前急后稳”的低碳转型方式;第二,完善减排气候政策收益测算体系;第三,警惕“气候与贫困”的恶性循环陷阱;第四,持续推进碳排放权交易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