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首先提出侗族“民族作家”这一概念,其含义是突出近二十多年来侗族写作在“民族意识”方面的觉醒与表达。所选取的三位作家分别来自三个著名的侗族聚居区,其中张泽忠可以作为桂西北侗族书写的代表,田均权可以作为湘西侗族书写的代表,潘年英可以作为黔东南侗族书写的代表。他们的写作又体现了他们各自的价值理念与审美追求,可以把张泽忠的写作命名为原生态文化叙事,田均权的写作命名为边城叙事,潘年英的写作命名为笔记人类学叙事,从他们对侗族文化及生存态势具有差别的审视中,可以体验到侗族“民族作家”族群想象上的丰富性与多义性。本文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在于:首先,解读侗族“民族作家”的复杂身份,破译其族群认同的心理轨迹及其话语策略选择的机制,不仅可以改善以往侗族文学研究大多侧重于单个作家文本的解读局限,并对民族文学创作有所裨益,而且对学术界重写文学史的宏大策略有重要参考价值;其次,正视侗族“民族作家”的感伤姿态,尊重他们的价值理念,对目前构建和谐大中华社会、合理开发和保护西部原生态自然与文化景观,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