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1980年代为社会历史语境,以“现代派”文艺论争为文化思想场域,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以论战争鸣中不同观点理论批评文章为文本分析对象,对文艺论争中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相关问题进行系统地回顾与梳理,力求在尽可能还原文艺论争历史现场的基础上,展示改革开放新时期文艺观念变革中的矛盾冲突、新旧交替、范式转型与思想嬗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本文首先分析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梳理了世界学术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为研究对象的深入探讨找寻社会学和学术史的背景。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从文艺进化论的观点看,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文艺思潮或流派,在历史演进顺序中现代主义是现实主义的发展与超越。从文艺创作方法或创作原则上看,二者并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别,甚至还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因为在文艺创作中,找寻一种恰当的方法并使其切合于历史时代精神的表达,以确保艺术审美创造最大限度地抵达自由之境,无疑是不同艺术思潮所致力于追求的理想目标。1980年代是一个革旧鼎新的时代,这一时代特质决定了它必然成为各种思想争鸣交锋的文化场域。社会转型变革促使因袭的传统架构松动瓦解,催生新观念生成发展,正是在这新旧交替的变革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保守与创新、个人与集体等诸多问题,都面临着重新的审视和讨论。1978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取消“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口号,将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一时代政治的转变为文化思想领域营造出了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于是,在各种因素的共同发酵下,论争成为了这一时期各个学科提出和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在文艺领域,改革开放西方现代主义作品再次被大量地译介进来。众所周知,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曾成为主流正统的文艺创作方法,而现代主义则一直被定义为资产阶级的文艺,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招致不断的批判,以至于现代主义在中国一直处于销声匿迹的境况。改革开放新时期为人们重新审视现代主义提供了自由争鸣的空间,因此,在“现代派”论争中如何看待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就成为中国当代文艺思想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焦点议题。“现代派”论争起始于1978年下半年,以外国文学研究学者为主体,展开了如何看待西方现代派的论争。在“现代派”论争中,关于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孰是孰非、孰高孰低、孰优孰劣、孰主孰从等问题始终是焦点议题。《外国文学研究》于1979年第1期发表了柳鸣九的《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并率先开辟了“西方现代派文学讨论”专栏,从1980年第4期到1982年第1期,该专栏共发表相关讨论文章32篇。作为总结,徐迟发表了《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此文及其引发的论争将“现代派”讨论推向了一个高潮。1980年,戴厚英在《人啊,人》(1980年11月出版)后记中,明确地表达了对现实主义的不满和批判,提倡文艺创作向现代主义转型,由此引发一轮论战,耿庸等发文就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与戴厚英进行商榷和争辩。“现代派”论争的另一个高峰,是由高行健1981年出版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所引起的。该书出版后,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围绕这本书展开了通信式讨论,在《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上发表以后,引起了与之相关的论争。此外,由朦胧诗及评价朦胧诗等相关问题的论争同样引发了如何看待“现代派”的问题。其中,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尤其是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引发了文艺界极为激烈的论争。1984年,“现代派”论争转向低潮,直到1988年,黄子平在《北京文学》第2期发表了《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一文,“现代派”论争又有所复苏,但重心转向了关于“现代派”之真伪的争辩上。为系统地回顾与梳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本文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交锋为问题主线,分别从哲学基础、文艺本质、创作过程、作品构成、价值判断等五个维度,深入考察论争的问题实质。本文尝试从学术问题史的角度梳理中外文艺论争史上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问题,回顾“现代派”论争的文化思想语境,描述“现代派”论争的重要过程和主要观点。这是因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所涉及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只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文艺史上的重要议题,因而对世界文艺史范围内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论争的梳理和考察,将为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论文第三章,任何一种文艺思潮或文艺观念都建立一定的哲学基础之上。本文以“唯物与唯心”为切入点,从文艺基础论视域介入研究对象。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1980年代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争辩的焦点之一。现代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西方现代唯心主义哲学,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则是唯物主义反映论哲学。在特定历史时代,“唯物主义”被想象为真理,而“唯心主义”却被视为谬论,在这种先在性偏见的影响之下,以“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实主义同样被想象为天然正确,而以“唯心主义”为哲学基础的现代主义则被认为充满了谬误。第四章从哲学基础论视域深入到文艺本质论视域,以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文艺观念的差异是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产生矛盾的重要原因,现实主义认为文艺创作是对客观世界的再现,而现代主义却认为文艺创作是对主观世界的表现。第五章以“理性与非理性”为题,从文艺本质论视域延伸到文艺创作论视域。究其根本,现实主义的创作心理以理性为主导,而理性恰恰又是现代主义最为不满也最欲挑战的思维方式,因此,如何看待文艺创作中的理性与非理性的问题自然成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交锋的又一个焦点。本文第六章重点考察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关于文艺构成的不同理解。具体而言是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来探讨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现实主义注重艺术作品的内容和认知传达,而现代主义却走向了语言和形式实验,这两种差异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论争的焦点之一。第七章从文艺价值论视域出发,即从对文艺作品的价值判断角度去考察二者的异同。现实主义创作希冀追寻意义呈现真理,而现代主义却认为这是一种虚妄和自欺,在后者看来,世界是荒谬的,意义是虚无的,而文学艺术的重要价值在于勇敢地直面和揭示世界的荒诞、意义的虚无、人性的灰暗和人生的惨淡,也可以说,现代主义是以“无意义”的方式来呈现“意义”的,由此可见,二者对文艺价值的理解和表达是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这便构成了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矛盾与冲突的又一焦点。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看似某一历史阶段的某一文艺争鸣的议题之一,实则牵涉众多,并且二者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在论争中,大致出现了三种论调: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先进于现实主义并必将取代现实主义;另一部分论者却认为现实主义拥有坚固的创作和接受传统,是一种亘古常青的创作方法;还有一部分论者认为,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对立,甚至还存在融合的可能,新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其它带有前缀和定语的现实主义都能佐证这一观点。作为社会转型变革的历史时期,1980年代的突出特点是,某些权力关系的必然松动与某些长久被忽视和压抑的话语得以复苏重建:前者如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后者如具有现代性和先锋性的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在这些变革中,由于对话语权力的维护和争夺,本来是学术范围内的争鸣和争锋,却每每会演变成一种更为激进也更为片面的二元对立,这无疑成为1980年代文艺批评最为鲜明的文化症候之一。还有就是,当本文将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纳入世界文艺思想史的视域中进行参照性考察时发现,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观点,它既不是简单的融合,也不是单纯的对立,而是始终抱持着多元与自由的原则立场,这种观点认为:文艺创作最好的方法既不是现实主义也不是现代主义,或者,既可以是现实主义也可以是现代主义,以及它们的融合交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何种“主义”,而在于这种创作方法是否贴合实际表达、能否抵达创作的自由之境,如果它在“贴合”上和“抵达”上都做得好,那么,它自然就是最好的方法。在本文看来,作为创作方法的现实主义确为文学艺术所惯用,并在文学艺术史上创造出无数的经典,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现代主义自诞生以来,更为文学艺术表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和创新。秉持这一总体立场,本文往返于当下与历史、现代与传统、理论与实践,探寻1980年代“现代派”论争中的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问题,从中辨析二者之间的复杂关系,为获得更多的智慧和思想去客观、理性、公正地对待这两种至今仍然饱含张力和魅力的创作方法,以展示并阐扬新时期文艺观念转型变革的历史经验与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