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命运多舛,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开启了启蒙国民以挽救危亡的进程。中国的国民究竟怎样的改造才能承担起救亡的任务?这不仅受到国人的关注,同时在中国办报的国外主体也关注着这一时代的主题,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到了塑造中国国民的行动之中。日本是近代在中国办报较多的国家,其中日办华字报最长的是《盛京时报》,此报的主笔菊池贞二化名傲霜庵,其从1919年年初开始担任主笔始至到抗日战争日本投降《盛京时报》撤出中国。本文选取傲霜庵在《盛京时报》1919年至1922年这一时段的言论作为研究文本,来探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时期,傲霜庵对中国国民运动的看法及对中国国塑造的建议。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傲霜庵的内在言论主张“中日亲善”的话语背景。这一时期,傲霜庵的言论主张一个重要特点是打着“中日亲善”的旗号展开的,他之所以以此为旗号主要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这与《盛京时报》的言论立场、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以及当时中日关系的变化与傲霜庵的态度这三个方面相关。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傲霜庵笔下的国民形象的塑造。在中国知识分子以科学和民主来启蒙中国国民,中国国民有所觉醒并开始付诸行动。在国民革命时期,傲霜庵也给出了塑造中国国民观念的意见。本文从傲霜庵所认为的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吏治与民主的关系以及中国国民应具有的怎样的科学观念三个方面阐述傲霜庵对中国国民观念的型塑。第三部分主要阐述了傲霜庵意识中中国国民应有的世界秩序观。首先,傲霜庵申说了中国国民对外观念和政策的误读,他认为中国对外与欧美国家交好,采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是错误的。其次,他对欧美、过激俄国以及日本分别进行了分析,试图引导中国国民的国际秩序观,呈现中日亲善的联合的可能和必要性。最终,傲霜庵的给出的建议是“亚洲门罗主义”。总之,本文是参照国人对国民的启蒙和国民运动,来观察日办中文报纸《盛京时报》的主笔傲霜庵对中国国民的舆论引导,从塑造国民思维的角度来观察日本的战略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