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近年来备受诟病的域外管辖为研究对象,结合国际法理论和实践,讨论其合理性和合法性。白1977年正式生效以来,FCPA每年的执法案件数量从最初的三至五个发展到当前四五十个,涉及域外管辖的案件不在少数,受罚外国公司数量及其罚金数额在总体执行成果中占比较大,有的执法案件涉及中国官员或中国公司,或者主要犯罪行为在中国进行。我国虽然是《联合国反腐败法》的成员国,在反海外腐败方面的立法仅有《刑法第八次修正案》中引入的“贿赂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罪”,且执法经验不足。分析FCPA的域外管辖问题在美国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的解释和论证,能够更好的理解反海外腐败的管辖权基础,制定应对FCPA域外管辖的对策。本文由导言、正文和结语组成,正文共有三章。第一章首先介绍FCPA立法者对域外管辖的态度,以及司执行机关对FCPA条文的适用和解释,作为下文分析域外管辖权的合法性的对象。第一节介绍了 FCPA诞生和发展的社会和经济背景,揭示FCPA的立法宗旨,以及美国商业社会对该法案可能影响其海外竞争力的担忧。第二节重点介绍了 FCPA立法和1998年修订案中立法者对于域外管辖问题的看法,并指出立法者在1977年文本的管辖权确定上采取了相当保守和克制的路径。但是,1998年修订删除了发行人反贿赂条款仅对本国国民适用的限制,78dd-1(a)为FCPA的域外适用提供了解释的空间。78dd-1和78dd-2的适用范围和传统国际法的管辖权概念产生偏差,表现在将“发行人”作为规制主体,和相当模糊的“利用邮件或州际商业的任何工具或腐败手段”的客观表现,以及代理和责任转嫁问题,一定程度上超过了 OECD反腐败公约的限度。第三节介绍了 FCPA的激进执法活动,包括FCPA近年来执法数量激增,显示出一定的选择性执法的倾向;NPA,DPA和认罪协议书等工具的使用令FCPA的执法活动缺乏透明度和公正性,受罚公司的认罪行为多出于压力而非出于正义;司执法部门倾向于扩大地解释或适用FCPA术语或其他法律理论,从而扩大FCPA的管辖范围。第二章从国际法的理论发展和不同管辖权理论之间差异为切入点,针对FCPA域外管辖的特殊性,批判其不合理性与不合法性。第一节分别了讨论了管辖权的多种分类方式,确定在本文意义下管辖权的定义应当综合包括立法管辖权,执法管辖权和司法管辖权,这三类管辖权在国际法上受到的限制是不同的。同时,FCPA的管辖权也是一种可划分,多层次的管辖权,既包括刑事上的管辖权,又包括行政法意义上的管辖权,既体现了有限的立法管辖权,又反映了宽泛的实施管辖权。第二节分析了国际法理论和实践在刑法领域和行政法领域对于管辖权范围的不同限制,指出FCPA的刑事管辖权与行政管辖权具有同样宽泛的范围不具有合理性。第三节分析国际法的发展及其对域外管辖态度的转变,国家在现代国际法下并不享有无限的管辖权,结合莫里森诉澳大利亚国有银行案中强调的“反域外适用推定”,和FCPA适用“反域外适用推定”原则的新近案例,揭示“反域外适用”原则对于限制FCPA域外管辖作用有限。第三章研究当前的国际条约规定和国际合作现状,并认为作为国际法渊源的国际条约对立法管辖权的规定较为宽泛,尽可能地扩大了缔约国的立法管辖权,从而减少跨国腐败案件规制和打击过程中的制度空缺。根据当前的反海外腐败执法现状表现出的问题,文章指出受影响国家应当积极依照国内法行使管辖权,对于保护犯罪行为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第二节讨论了中国、英国和法国当前的反海外腐败立法工作和相关实践,指出英国和法国的反制立法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其效果有待时间检验。第三节提出了中国应对FCPA域外管辖的三点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