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统区的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受党派政治意识形态观念的影响，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受到部分遮蔽。特别是国民党派的右翼文艺界所发起的文艺活动，例如“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组织的“三民主义文艺”运动，要么被回避，要么被视为“反动派”的文艺活动，迄今未能引起文学史研究的足够重视。基于此种研究现状，论文意在跳脱党派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研究的观念束缚，重新挖掘国统区的文艺运动。论文以“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的机关文艺刊物《文艺先锋》为研究的个案对象，考察梳理了1942年至1948年间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以抗战胜利为界，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考察抗战后期国统区的文艺运动，共分三章：第一章介绍国统区“抗战建国”期间，“民族文艺”运动的提出背景与讨论情形，包括文学运动的“落潮”、“文艺政策”的讨论，以及“民族文艺”的提出由来，等等。这些讨论活动，表明国统区存在着关于文学运动的多种声音，其中张道藩提出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最为引入注目，并引起文艺界的众多讨论。讨论中，逐渐引出“三民主义的民族文艺”这个话题，李辰冬对于“民族文艺”的阐发最为得力，并将之作为《文艺先锋》的办刊使命，大力倡导“民族文艺”运动。作为文学史现象，“民族文艺”运动的出现，及其所得到的呼应，意味着抗战后期，文艺界对于“民族”话语的普遍认同。第二章重点考察了《文艺先锋》的四个栏目，及其对于“民族文艺”的不同倡导。其中，“短论”栏目，主张“建设性的批评”风气，并以“国家”、“民族”为立场和名义，批判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中的“个人主义”、“市侩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新旧之争等现象，以此建立起“民族文艺”的立场与主张；“论著”栏目，主要以学术话语的形式，将“民族文艺”纳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其中也有部分学术话语向主流权力话语的靠拢与暗合倾向。例如，一个讨论较为集中的话题——“如何创建新民族诗”，表达了对于新体诗和旧体诗的不满，提出建立“革命的新民族诗”；创作方面，刊物倾向于“与抗建有关”的现实题材之创作，翻译作品，则集中于盟国作家战时作品或经典名篇的译介工作，此外，刊物还以“青年”为对象，发起了许多文艺活动；“书评”，作为一个“严肃”性质的批评栏目，则显示了评者对于文学创作与“时代”、“民族”关系的多样理解。第三章专门考察了抗战后期大后方的都市演剧活动，譬如，演剧的“教育”使命与商业化之冲突，历史剧演出的繁荣与“畸形”问题，“剧本荒”之真义，关于旧戏改编与“新歌剧”运动的意见，“戏剧节”的冷落与剧季演出的问题，以及演技方面的初步探讨等。上述剧运的讨论活动，表明部分剧人们在自我检讨和批判的过程中，逐渐放弃了以前的剧运方向，转而将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教育使命等视为新的剧运方向。上述三章，大致梳理出抗战后期，《文艺先锋》上“民族文艺运动”的提出与倡导情况，及其在各文艺领域里的不同呈现。下篇介绍抗战胜利以后，国统区围绕着“三民主义”的“民权”、“民生”等建国问题，而展开的一系列“建国文艺”运动。共分四章：第四章梳理了《文艺先锋》上关于战后文艺建设问题的讨论，其中包括“中华全国文艺作家协会”的组织成立、“文艺复员”运动，等等。这些活动，触及了国统区文艺界的一个“组织”或“制度”建设问题。第五章梳理了刊物上关于战后剧运问题的讨论，比如大后方演剧的制度与组织问题，戏剧节上关于剧运前途与危机，以及“如何建立中国民族的演剧体系”等讨论，这些说明战后大后方剧运所面临的时代困境。第六章介绍了国统区“戡乱建国”的文艺政策与文艺动员，体现在《文艺先锋》上的讨论，诸如“新文艺的厄运”说，“描写匪区”运动，以及“戡乱文学”的提出，等等。随着这些讨论，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更多地卷入党派间的矛盾斗争。第七章介绍了国统区“三民主义文艺”的再提出，以及“中国文艺再革命”的讨论，不久刊物停刊，这些问题未能得到进一步的讨论。余论部分总结了“三民主义文艺”运动的历史命运。“三民主义文艺”其实早在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与左联论争时，即已提出；四十年代的再提出，不妨视为三十年代那场论争的一个延续，说明不同派系文人的矛盾，并未随着抗战期间文艺界统一战线的组成(以“文协”为例)而消失，而是在抗战后期随着国共两党矛盾的激化，而进一步得以暴露和加剧。四十年代国统区的“三民主义文艺”运动，事实上构成了与延安解放区文艺运动的对话，共同参与、推动了四十年代的转折年代。不仅如此，“三民主义文艺运动”并未随着国统区的历史而结束，而是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继续得以延续，比如推行一时的反共的“战斗文艺”运动，等等。总之，四十年代国统区的“三民主义文艺”运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文学史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