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一直是现代文学界研究的热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等作家文学作品的不断重新出土，这些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文学家的创作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但是对于两者，通过抽取一个共同的叙事模式来进行比较研究的研究论文还比较少，而这正是此文的着力点之所在。与此同时，通过对文学叙事模式的梳理，本文也考察了其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并对这两种模式的利弊得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这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文学史的写作。 全文分为了三个部分： 本文第一章首先通过对丁玲、蒋光慈以及赵树理等作家及其作品的分析，概括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革命文学叙事传统，并分析了革命文学在其形成之后所形成的弊端。 第二章通过对周作人、张爱玲和沈从文作品的解读概括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故鬼重来”的自由主义文学叙事传统，并通过自由主义文学背后的思路来展开对于革命的反思。 第三章则是在第一二章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学叙事背后对于文学史写作思路的影响，追溯了“革命文学”和“自由主义文学”这两种叙事思路对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影响，通过对夏志清、司马长风等文学史思路的叙述，展开了不同于大陆文学史叙事思路的另一种文学史写作思路，由此最终形成了海外和大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史写作思路，这两种文学史思路彼此之间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各有其利弊得失。最后，借用了哈耶克对于理性的两种不同的区分和伯林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主要揭示在各自的文学史思路的背后，是思想史上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导致的，这两种不同的理性主义发展到后来，最终导致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这两种结局。积极自由可能导致人的奴役，消极自由则会带来人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