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地方金融风险是一个内生于中国地方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大,地方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上升,潜在的地方金融风险有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因此,研究新形势下地方金融风险的成因,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引发金融危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地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城市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财政分权”与“金融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要想突破不平衡的经济发展与财政收入限制,持续主导地方经济发展,必然会依靠财政预算软约束。因此,城市经济体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在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产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有鉴于金融周期对金融风险的影响,本文从国内金融周期的视角,探讨财政预算软约束对中国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核心观点:财政预算软约束会通过影响地方金融周期,引发地方金融风险;地方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和相对于全国的偏离程度不同,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也存在差异。本文的研究遵循从规范到实证的研究范式,通过理论分析、统计测算、实证检验逐步深化对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机制的研究。在理论分析部分,首先,在分析中国城市经济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阐述了国内金融周期理论运用到中国城市经济体中的可行性;引入国内金融周期理论中“准安全资产”、金融体系“弹性”和“病理性”金融周期的概念;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形成的因素以及地方金融周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路径。第二,分析了地方经济体财政预算软约束的演变,阐述了以土地财政为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和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模式在形成机制、影响路径等方面出现差异的原因,以及准安全资产模式主导下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直接影响。第三,结合财政预算软约束的影响机制与国内金融周期的形成机制,从信用扩张机制、宏观杠杆率和信贷流向的行业分布角度说明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周期的机制。第四,综合金融周期理论的相关观点,分析了地方金融周期变化对信用扩张外部环境的影响。通过模型推导,指出金融周期变化会改变货币政策影响的地区异质性,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金融机构的预期稳定性不同,这使得不同金融周期阶段下风险传递渠道的占比出现差异。在统计分析部分,构建了一系列财政预算软约束指标,分别衡量土地财政、准安全资产渠道的预算软约束水平、准安全资产信用水平的变化、预算内的财政预算软约束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程度等。在国内金融周期理论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衡量地方金融周期以及地方金融周期相对于全国金融周期偏离度的指标,包括中期金融周期指标、BIS法金融周期指标、金融周期系统性正向偏离度指标、简单加权法金融周期累计正向偏离度指标。还借鉴金融风险测算方法,构建了门槛值法金融风险值,简单加权法金融风险值以各金融风险指标的累计大小来衡量地方金融风险。通过统计分析各类指标特征,发现财政预算软约束、金融周期和金融风险呈现差异和一定相关性。实证检验部分分为两个板块深入研究。第一个部分借鉴计量经济学的变量关系概念,将金融周期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过程中的作用归纳为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提出并证明了准安全资产渠道主导的财政预算软约束是金融体系“超弹性”形成的微观基础,通过改变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的调整会影响财政预算软约束对地方金融风险的影响程度。通过实证分析,还发现准安全资产渠道和房地产内生于财政预算软约束的程度,更容易通过金融周期,引发系统性的地方金融风险。金融周期主要通过金融周期偏离度和金融周期所处阶段发挥调节作用。第二部分通过实证检验,分析说明在财政预算软约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过程中,地方金融周期发挥作用的实现路径。财政预算软约束通过地方金融周期影响地方金融风险的机制,源于信用货币制度下内生货币供给对信用扩张的改变。土地财政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预算收入的制约,准安全资产下的信用扩张突破了实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且相应增加房地产市场内生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软预算约束的程度,这减少了信用扩张中实体经济发展与全国金融系统变化对其的制约,增加了地方金融周期上行及波动的程度,进而增加地方金融风险。在金融周期偏离和金融周期阶段的调节效应方面,通过分析货币政策冲击响应函数在不同金融周期阶段及偏离度下的变化,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区域异质性效果的影响;通过分析金融周期阶段性变化对土地出让金及城投债规模的趋势性变化产生的影响,说明地方金融周期对市场参与者预期稳定性的影响。最后,结合中国国情,本文对防范和化解地方金融风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