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现代统治精英依据其出身及获取政治地位所利用的资源可以分为多种类别。其中,军人派政治精英、法律派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是最主要的三种类型。军人派政治精英是埃及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统治精英。1952年的“7·23”革命后,军人派政治精英登上埃及的政治舞台。此后,军人派政治精英的发展基本一直处于繁荣与扩张的状态。首先,军人派政治精英通过土地改革扩大了自身的统治基础,通过禁止政党活动使自身成为政治舞台上唯一具有合法性的政治力量。其次,军人派政治精英实现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双重扩张。在政治层面,《永久宪法》是总统在权力扩张方面最为突出的表现。在经济层面,军人派政治精英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参与国家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再次,军人派政治精英披上多党制和差额选举等民主外衣继续推进其对政治权力的掌控和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最后,经历过2011年“1·25”革命冲击的军人派政治精英最终借助群众力量强势回归埃及政治舞台。在军人派政治精英执掌政权的过程中,其间的互动关系以合作为主,但也不排除分歧与争斗。埃及现代司法体系的建设与改革促进了司法独立,开辟了现代法律人才走向统治地位的精英道路。从君主立宪制确立到共和制穆巴拉克政府倒台,埃及现代法律派政治精英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繁荣期、衰败期与复兴期。法律派政治精英在埃及政治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律派政治精英利用自身专业优势,动员群众参加革命,促进了埃及1923年宪法的颁布。在“7·23”军事政权的确立过程中,法律派政治精英不仅给予该政权以宪法的合法性,并在最大程度上将其政敌排除在统治地位之外。“1·25”革命后,在与亲政府法律派政治精英的较量中,穆尔西政权丧失了其政治地位;亲政府法律派政治精英支持2013年的“7·3”军事政变,并积极维护政变后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埃及经济精英可以分为传统经济精英和现代经济精英。伴随着埃及资本主义的发展,传统经济精英逐渐向现代经济精英转变。在军人派政治精英掌权的背景下,传统经济精英的势力相对减弱,但仍保留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实力。在经历过国有化的蛰伏之后,现代经济精英在开放政策和私有化的进程中重获生机,并利用政党和媒体工具,成为政治影响力不断增强的群体。在与军人派政治精英的互动关系中,经济精英扮演着侍从者的角色,并基本贯穿了埃及军人派政治精英发展的全过程。在埃及政治进程中,统治精英的价值取向不仅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发展道路,也决定着自身的命运。军人派政治精英居于统治精英的首席地位,因此,军人派政治精英的价值观关系着统治精英的主要价值取向。民族主义最初是军人派政治精英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使其得以登上政治舞台并持续了数十年的统治。但随着民族主义含义的变化,军人派政治精英统治的合法性受到了威胁。世俗主义和威权主义是统治精英掌控政权的另外两个重要的价值取向。相比而言,统治精英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价值选择较为被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