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礼记》的研究已经从文学、哲学、社会学等诸多领域进行了深度探究，涉及甚广，但对于《礼记》的用《诗》的探讨虽有涉及，但并没有专门单独全面探讨过《礼记》中的用《诗》现象。先从用《诗》的定义进行阐述，“用”《诗》是为了实现《诗》的某种用途，如引《诗》、赋《诗》、称《诗》等，但“用”《诗》从功能和作用上概括了所有对《诗》的运用方式。《礼记》三十一篇中有超过篇目总数的一半即十七篇都在文章当中出现了用《诗》现象，这些篇目中《缁衣》用《诗》频次最多达24次，其次较多的《表记》18次、《坊记》14次、《中庸》12次等，用《诗》频次较少的是《曲礼》1次、《檀弓》1次、《王制》3次等，《礼记》用《诗》共有125处。涉及到《诗》的风、雅、颂三个部分的诗歌，其中用雅最多，风、颂次之，用“风”最多的篇目是《表记》5次，用“雅”最多的篇目是《缁衣》16次，用“颂”最多的篇目是《中庸》3次。《礼记》所用的逸《诗》为保存、流传典籍及研究不同版本产生的文学面貌提供基础；并且由此产生的诗句异文现象，主要表现在通假字和诗文文本本身意义上的区别，这为理解《礼记》用《诗》提供了不同角度的理解方式和意义阐释方式；在《礼记》用《诗》的方法上呈现有用《诗》原义和断章取义、单条说理和连续说理、解释说明道理、用《诗》来引出观点和用来证明观点以及用来讨论乐曲的特点；在《礼记》用《诗》说明的思想内容上主要用《诗》来阐述论证礼、礼仪制度、治理国家之道、为君之道、修身治家之道等。接着专篇讨论了《礼记》用《诗》的三篇典型篇目《大学》、《中庸》、《缁衣》的具体用《诗》特点，尤其是《大学》、《中庸》在用《诗》时，往往接连用诗句论证同样一个观点，围绕着文章的中心内容用《诗》的具体诗句来探讨，形成了自成逻辑的整体性用《诗》特点，如《中庸》围绕着“中和”之用，《大学》围绕着以“修身”为中心的由“修身”到“平天下”的内外贯通历程。《缁衣》在《礼记》篇目中用《诗》最多，大量用《诗》来围绕求贤、处身、与人交往来进行讨论，最大程度地在单篇用《诗》中表现出整体性特点。最后从三个方面探讨了用《诗》现象产生原因：礼与诗之间互相联系、互相解释；《诗》对礼的重要性；《礼记》所处时代把《诗》作为教育学习的重要内容，儒家重视《诗》的运用和阐发，以及《礼记》的作者和编者在写作和编撰时受到用“诗”风气及学术思想，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素来重视《诗》的传统以及其礼治思想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