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西问题一直是我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问题,中体西用还是全盘西化抑或是国粹主义等,不仅是国家发展、制度层面的问题,亦涉及到中国学术界的取向及未来发展。为探索国家社会的发展而被引入的社会学,不可避免的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水土不服”的症状,如何发展中国的社会学,使其为现代化中国的建设服务,始终是学界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早在燕京大学任教时期,吴文藻便带领系内师生以社区研究的方法进行本土化实践,来到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后,吴文藻更是继续进行其燕京学派“学术救国”的本土化实践,这也开启了云南大学1938-1954年的社会学本土化实践时期。本文以社会学本土化为研究视角,通过梳理、分析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38-1954年间的教学与科学实践,参与到国内学界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相关讨论。论文利用民国时期云南大学及社会学系相关档案、报纸、图书等史料,以吴文藻开创、费孝通主导、杨堃领导至社会学系1954年取消并入经济系、历史系这一段学科史为背景,对每一段时期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师生培养、教学研究进行梳理,尤其是对还未引起学界关注的1948-1954年这段时间由杨堃主导的社会学系的教学研究、生产实习的梳理与分析,力图从中国社会学史中发掘社会学本土化在云南的实践经验,为学界有关社会学本土化问题的讨论提供新的材料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