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凭证之争”是股东知情权纠纷中常见的类型之一,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是立法上存在漏洞,法官在审判中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可依,更是因为股东知情权制度背后的多方主体的利益难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各地法院的处理意见不同,甚至同一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及中级人民法院也持不同意见,这造成了同类型案件的审判结果迥异。而利益衡量理论具有弥补法律漏洞,发挥法官自由裁量权,发挥法律“利益平衡器”作用的优点,一些法官已经认识到了这些优点并将其应用于审判工作中,但利益衡量理论的体系较为分散,司法实践中不乏利益衡量被滥用的情形。为了在司法实践中规范地适用利益衡量理论,司法裁判者应当尊重已有法律规定,遵循比例原则,营造公平正义的程序环境,并且在判决书中详细阐述适用的前提及过程,发挥出利益衡量理论的作用,达到对各方主体的利益进行衡量和保护的目的,突破股东知情权纠纷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本文创新地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与利益衡量理论相结合,以求更好地从理论角度为司法实践中的困境提供解决思路。首先,本文从现有法律规定和股东知情权制度背后的利益法理的角度分析“会计凭证之争”产生的原因,其次,本文选择了四个省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及部分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以“会计凭证之争”为争议焦点的案件,分析现有司法实践中的困难,再次,本文通过所选案例的研究,发现在部分案件中,法官运用了利益衡量理论来审理“会计凭证之争”,可见,利益衡量理论在处理此类案件中的优势已经在司法实践中被逐步重视,因此,本文对利益衡量理论在司法实践中的优势进一步加以阐述和说明,最后,本文从研究的案例中选取了两例法官不适当运用利益衡量理论的案件进行分析,并提出在司法实践中适当地运用利益衡量理论应当遵守的四个要点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