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权作为一项超强的行政权,直接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主动干预与控制。基于对权力对抗和制衡这一普世、良性法则的认识,对于具有积极主动性特征的侦查权必须进行有效制约。这就要求司法权即审判权对侦查权给予科学约束,防止侦查行为对个人合法权益的侵害。但我国各界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侦查权、检察权和司法权的性质和功能长期存在误解和争议,司法权这种最终刑事裁决权的价值和地位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体现。司法权对侦查权缺乏制约地位,这就直接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中所确立的侦查监督机制只是一种同体监督制度。从而显得监督力度不够,不能防止重大侦查行为严重侵犯犯罪嫌疑人合法人身权利和财产权益现象的发生。因此,需要对侦查权、检察权和司法权属性予以重新认识,然后对刑事相关权力进行合乎规律的配置。结合已有的侦查监督研究成果。本文在如下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首先,对我国侦查监督的概念、现状、缺陷、客体范围进行了概述。其次,对研究侦查监督的基本问题进行了阐述。如,对侦查行为、侦查权和侦查监督权进行了说明。廓清有关侦查监督的重要范畴和对基本问题加强研究,更加有助于研究侦查监督制度的完善;再次,着重描述及评析了西方两大法系典型性国家的侦查监督模式,提出对于两大法系国家的侦查监督模式合理内核予以借鉴的建议;最后,就完善我国侦查监督制度方面着墨较多。本文认为:侦查监督权在实然状态中被定位为从属于法律监督权的一种准司法权性质的权能,理想的应然状态应归位为完全司法权,由检察机关让与具有中立地位的司法裁判机关即法院行使;我国应建立含有司法授权和司法救济两大内容的侦查监督制度即司法审查制度,从具体上说,就是建立对强制侦查行为予以事前司法授权、对重大侦查行为予以事中、事后诉讼救济的司法审查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