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属于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当代一个较为流行的研究思潮。它肇始于上世纪70年代,是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显现与绿色环保运动的兴起而开始的一种理论的反思和建构。从现实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回应当今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环境问题一个必然产物。然而,鉴于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那个时代,生态学才刚刚产生,生态环境问题并没有像今天那样表现的尖锐和普遍。因此,很难说,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始思想中,以及他们的思想指向中找到那种直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环境思想。那么,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在何种意义上得以建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在其中是怎样被展现的,而马克思主义又是如何被其在生态哲学的意义上被发展和丰富的,这可以说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定位基本问题。这里,我们将尝试对于这些问题进行某一维度的回答。当我们深入到在众多被冠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成果中,分析其思想的运行轨迹,可以发现,从马克思到生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经历一个理论的不断诠释的过程。这其中不仅有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自身思想的解读与发明,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需要不断面对其中新问题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诠释过程的关键点在于,要将一个本身不存在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原本思想中的问题,甚至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中还不曾明确体现出的问题,纳入到马克思主义的逻辑框架中。无疑,这一工作不仅要突破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义,而且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创造性的发展。这恰恰在很大程度上暗合了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框架。因为哲学诠释学本身就是揭示一种理论或思想是如何在不断发展和丰富的同时实现其内在的统一性的。因此,从哲学诠释学的视角去看待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能够更好地解析出它是如何将生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也能够厘清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合法性与边界。具体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建构过程中,是按照一下两种逻辑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始思想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传统进行诠释的,这两种逻辑又分别暗合了利科的隐喻诠释学方法与伽达默尔的辩证诠释学方法：其一,是对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原始思想的生态哲学诠释。也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关于自然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等相关的概念和思想,结合当代生态环境问题做一种生态哲学上的解读。之所以说,这种解释方法体现了一种隐喻的诠释方法,是因为,当生态马克思主义看待马恩文本的这些基本概念时,就暗示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前提,即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某些思想要素“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生态哲学的表达,或者说,这些概念可以是一种生态哲学的概念。进一步,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相关思想引入特定的生态语境中,通过语境的转换使之成为一种生态隐喻的“来源域”。于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自然观念”、“技术理论”、“异化理论”均被引渡为具有生态哲学意蕴的思想。而隐喻的诠释则成为这些理论生态化转换的合法性保障,即通过语境的转换使得马恩文本的字面意思被超越、被深化,使之能够产生不同于原本意义的,新的生态哲学的意蕴,从而解析出一个生态化了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其二,在于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由马克思引发的思想传统,将其作为一种哲学立场和思考方法,延伸至生态哲学的范式当中。这种诠释方式,则体现出了伽达默尔所建构的“辩证诠释学”原则,即以生活世界为立足点,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生态哲学的视域融合,同时以一种“效果历史意识”来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否能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进行有效的反思与解答。在这种诠释向路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思想范式和价值立场,在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分析及其未来发展的判断中,析出对当代生态哲学的种种启示。换言之,生态马克思主义更为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哲学之间的“视域融合”,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能够体现于相应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中。于是,也就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传统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所构成的“效果历史”,即随着人类实践生活对自然生态理解的不断深化,作为以实践生活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势必延伸出对人类实践活动所涉及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理论关照。这也可以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得以建构的现实条件。根据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诠释学意义上的这两种建构思路。我们可以分析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建构,是基于生态哲学与马克思以及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旨趣的一致性,而且,这种建构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在生态环境问题上获得了其应有的价值。这也就为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传承的合法性提供了有效的保障。由此,也可以透射出马克思主义本身那种独特的实践范式在生态哲学领域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