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知名叙事学家、文论家杰拉德·热奈特提出了副文本理论。副文本被定义为正文本以外添加的所有材料,包括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促进文本的呈现、接受与消费。明清“才子书”之一《好逑传》是真正意义上首次西传的中国小说。现有研究多围绕其正文本展开,鲜有研究将副文本与形象建构相结合,对文学翻译中的中国形象关注不足。托马斯·珀西译本以拥有大量副文本为特色,为“中学西传”时期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译文+副文本”的范式。副文本内容庞杂,难以在一篇论文中面面俱到,因此本研究聚焦于最具代表性的副文本——注释,旨在基于形象学视角分析从哪些方面建构了怎样的中国形象,探索形象变异的原因。研究发现珀西译本中的注释共计370条,主要从意识形态、风土人情、政治制度等方面建构出多种多样的中国形象。在宗教方面,佛教僧人苦行、虚伪、地位低下,道家沉迷于炼金术、追求长生不老,但是文人学士和哲学家因智慧与道德而受人尊敬。在礼法方面,中国人崇尚礼仪。在死亡观方面,中国人贪生怕死,相信因果轮回,重视埋葬。在器物方面,中国人手工艺精湛。在家庭方面,媒人在婚姻中起重要作用,中国人注重孝道,女性地位卑微,男性缺乏献殷勤的艺术。在饮食方面,中国超越其他任何国家,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在官制方面,科举制要求最为严格,根据个人能力选拔官员。皇帝拥有至高权力,文官地位高于武官。在法律方面,中国不像西方那样严格施行法律,因此无法真正遏制犯罪。在外交方面,中国人狂妄自大,几乎不向外国委派使节。在中医方面,中国人在把脉领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在历史人物方面,有些中国人聪明伶俐、学富五车、品德高尚、刚正不阿、坚决果敢,有些却阿谀奉承、冷酷无情。在地理方面,中国人的智慧造就了宏伟壮阔的自然景观与人造工程。形象学理论的关键不在于辨别形象真伪,而在于分析形象变异原因。诸多因素影响着珀西对中国形象的建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对中国的理解,译者在言说他者的同时也在审视自我。如果译者认为他者优于自我,那么他者形象通常是积极的,反之亦然。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中国热”,因此器物方面呈现的形象多是正面的。个人因素也会影响形象建构。珀西不懂中文,只能通过阅读其他语言的作品了解中国,缺乏一手资料易造成形象变异。身为主教与文学爱好者,他试图借编译《好逑传》传播福音,有意无意地显露出基督教优越感。在其生活的时代,英国工业化进程如火如荼,但道德问题突出。道德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主题,珀西翻译目的之一便是道德教化。为增强译本可接受性,他总是迎合西方的目标语读者,通过在被观察者与观察者之间建立联系以帮助其理解。珀西的翻译观在其建构上述中国形象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分为手稿修改、文化词翻译与诗歌翻译。珀西基于西方诗学传统重新划分文本,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强调文本应流畅连贯,表达应优雅含蓄,用“迻译”或“迻译+释译”的方法翻译大多数文化词。他认为诗歌不可译,译诗时尽量忠实于原诗内容,必要时改变形式,宁可直译,也不愿因韵害义。在帮助读者理解中国形象、提高译本接受度的同时,保留一定的异域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