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焦点,我国经济发展更是牵动各界关注。随着人口红利衰减、国际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等一系列内因外因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新常态”。2015年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主要经济指标之间的联动性出现背离,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趋于明显。2017年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之年,相对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特别是税收政策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首先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文献综述,对国内外主要的理论及实证研究进行了回顾。然后通过对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梳理,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归结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而税收收入结构的改变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产出积累和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接着,分别从直接税和间接税、五大税类的角度对我国税收收入结构变动及其现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并结合经济增长率进行对比。基于五大税类的角度,利用面板数据建模,分析我国税收收入结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税收结构、产业结构及地理条件都有较强的区域禀赋,为了能更加真实地反映各地区税收收入结构的经济增长效应,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公布的经济地区划分标准,将我国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部四大经济地区。分别对这四大经济地区的税收收入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结合区域经济增长率,初步发现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确相关,且不同税类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不同地区表现不一。为了进一步确定税收收入结构的区域经济增长效应,本文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和卢卡斯的经济内生增长理论,将生产函数中的资本要素进一步细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建了一个包含税收收入结构的实证模型。在模型中,税收收入结构的改变通过影响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和利用效率来影响区域经济增长。通过对四大经济区域的实证分析可知,在生产要素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流转税和行为目的税对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他税类对要素利用效率的影响则较为复杂,不同地区表现不一;所得税对经济不太发达的中、西地区会促进其生产要素利用效率,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和东北地区则起反向抑制作用;资源税的税收份额比较小,因而其影响力度较弱,仅对西部和东北地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财产税对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和东北地区的要素利用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部和西部影响效果则不显著。各类税收对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影响表现比较复杂,不仅在不同地区有方向不一的影响,即使在同一地区,对不同要素亦有不同的影响。综合而言,对于东部地区税收收入结构调整的优势税类有所得税、财产税和行为目的税;中部地区的优势税类所得税和财产税;西部地区的优势税类为资源税和所得税;东北地区的优势税类为所得税和资源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