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从理论上对全球劳动力市场转型中出现的就业无保障、经济不安全、工作穷人等社会排斥现象以及针对这种现象推行的融合性体面劳动进行比较制度分析。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结合研究主题，本文采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交叉学科分析、比较制度分析、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文献考察等研究方法。　　整个研究围绕四个方面来开展:一是系统梳理西方国家关于社会排斥的基本理论与现实，其中包括“概念的由来和内涵”、“社会排斥现象的向度和属性”、“研究范式、话语和视角”、“社会排斥的测量与指标设计”、“国外反社会排斥的政策实践”;二是从历史视角和宏观视角对社会排斥现象进行经济学分析。历史来看，包括马克思在内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对劳动力市场排斥有过研究，马克思、林德贝克、阿马蒂亚.森、布坎南等人均为分析劳动力市场排斥提供了基础理论。而现代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排斥现象之所以凸显，与经济全球化、福利国家转型、风险社会到来、后福特制度出现、人口结构老龄化等有密切的关系;三是集中关注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排斥现象。本文认为，长期失业、就业歧视、工作穷人等是典型的社会排斥现象，而这些现象都与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不稳定性就业是紧密相关的;四是厘清国际上针对劳动力市场排斥提出的体面劳动理念和实践，在比较视角下分析中国的体面劳动实践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中国体面劳动体系实现社会融合的新的制度性思考。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欧盟国家逐渐将社会政策的重点从贫困转向社会排斥，强调赋权对减贫的重要性。反社会排斥成为了欧盟国家的具体生动的实践，并且取得了不少进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国家的社会不平等问题，维护了社会秩序。这种理念对世界发展领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署、国际劳工组织的一系列战略都与此相关。其中，世界银行推出第三代减贫战略，联合国开发署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积极倡导的人类发展观，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推出体面劳动，使民生经济学成为了大家共同关注的问题。　　在过去30年里，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现象进行了大量研究，形成了社会排斥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已有研究指出，现代“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法国，并经欧盟传播到世界各国。本文认为，简单地讲，“社会排斥”是指公民的社会权利遭到侵害或剥夺而无法正常参与主流社会的过程。它不同于“贫困”、“剥夺”、“歧视”、“不平等”，具有动态性、关系性、相对性、多向度性、能动性、累积性等属性，并且可以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个向度，即政治排斥、经济排斥、文化排斥、社会排斥。国外研究者在社会排斥研究上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话语和视角。其中，研究范式包括存在“团结范式”、“专业化范式”以及“垄断范式”;研究话语包括“再分配话语”、“道德底层阶级话语”、“社会整合主义话语”;研究视角包括古典自由主义视角、团结视角和马克思主义视角。此外，研究者们对社会排斥进行测量和指标设计，并对欧美国家的反社会排斥实践进行了分析。　　劳动或工作是人们参与社会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之一。因此，劳动力市场排斥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社会排斥现象之一。包括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林德贝克的内部人-外部人理论、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加利·贝克尔的歧视经济学理论、阿马蒂亚·森的能力剥夺理论，以及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等等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排斥进行过阐释。劳动力市场排斥现象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但是劳动力市场排斥现象的突出及其引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社会政策家的关注是最近30年的事情。这主要与经济社会的变迁密切相关。从宏观机制来看，全球化进程，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福利国家危机与转型，后福特制的出现，人口结构的转变，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等等现代社会发展，都是促成劳动力市场排斥问题凸显的宏观因素。而且这些宏观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比如经济全球化推动福利国家的转型和后福特制的产生。　　在已有文献中，劳动力市场上出现的长期失业、非正规就业、就业歧视、工作穷人、青年人失业等等现象既是劳动力市场排斥的主要表现，也是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原因。这些现象与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带来的就业不稳定相关。在过去30年里，非正规部门的发展壮大，以及非正规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的非正规化，而非正规化带来了经济脆弱性、社会关系剥夺、住房条件差、医疗条件差、社会参与弱等问题，促使就业不稳定。　　针对劳动世界的变革，尤其是随着大量社会排斥现象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出现，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倡导各国实施“体面劳动”战略，消除体面劳动赤字。在一般意义上讲，体面劳动被界定为“权利受到保护的生产性就业，这种就业能够创造充足的收入，并提供足够的社会保护”。“体面劳动”概念包括了就业、权利、保障和代表等各种因素，它不仅从不同维度思考劳动，而且也能探讨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倡议，体面劳动议程有四个维度或者说是四个战略目标。一是促进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二是促进就业，包括充分就业和生产性就业。其中，生产性就业是指有社会和生产效益的就业，而非无效的就业。三是社会保护与社会保障;四是社会对话，在政府、雇主、工会组织之间形成三方谈判的对话机制。　　实际上，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成立以来，在国际发展领域，曾先后出现过关于贫困、关于剥夺、关于解放、关于社会排斥等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话语以及新千年发展目标等政策制定，这些话语和政策不是孤立和断裂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为体面劳动的提出打下了基础。自从体面劳动战略提出以来，它得到了众多国际机构和国家的响应。2007年，联合国大会批准通过的四个新的新千年发展指标之一就是“为所有人获得生产性就业和体面劳动，包括妇女和年轻人”。如今，关于体面劳动的实现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　　国际劳工研究所的 Dharam Ghai认为，体面劳动的四个目标是各国普遍的期望，但是由于实现这些目标的制度条件和政策框架因为各国的历史和传统、资源水平和分配、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阶段等不同而不同，因此，可以根据各国体面劳动共有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把各国分成三类群体或者三类“体面劳动模式”，分别是:(1)“体面劳动的经典模式”;(2)“体面劳动的转型模式”;(3)“体面劳动的发展模式”。目前，国际上还没有现成的关于体面劳动指标的数据可以用来进行比较研究。本文利用工资指标(wageindicator)网站的调查数据，对包括英国、西班牙、德国、法国、挪威、瑞典、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南非、日本、韩国、菲律宾、中国和印度等在内的17个国家的体面劳动的数据资料进行了分析，同时，对丹麦、俄罗斯、巴西等代表三种体面劳动模式的国家进行了案例分析。　　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中国的体面劳动与社会融合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虽然中国长期以来没有用“体面劳动”这个概念来诠释和指导自身的劳动保护实践，但是针对新的形势，中国始终重视就业问题，把就业问题作为发展的首要任务来抓，出台了一系列的积极就业政策，在劳动者权益维护、促进就业、社会保障和工会维权以及社会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绩。1999年，国际劳工组织首次提出“体面劳动”概念和战略以来，国际社会对这一概念给予普遍关注，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2008年1月7日，“体面劳动”一词出现在出席“2008’经济全球化与工会”国际论坛开幕式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致辞中，体面劳动作为中国官方公开赞成的理念，开始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但是，也必须承认，中国还存在不少体面劳动赤字，包括就业歧视依然严重;最低工资制度仍然不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仍需加强;劳动保护和监察力度不够、社会保护体系还不完善;工会的力量较弱、集体谈判推广范围有限等。基于包容性劳动力市场视角，本文最后提出中国应该强调综合治理，充分发挥社会伙伴关系和社会对话机制的作用，尤其要发挥社区在消除劳动力市场排斥上的作用等完善中国体面劳动体系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包容性劳动力市场需要新的就业政策和就业战略，能够把就业和社会保护结合起来，实现就业数量和就业质量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