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第一次提出用民族传统、科学传统和大众传统对中国高等教育传统进行分殊。本文的主旨是研究中国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内涵特征及其历史遭遇,以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从创造性转化来看,就是对转化什么、为何转化、如何转化和转化成什么等问题进行思考。作为一个跨学科、多领域的研究,本文试图在文献考证和历史叙述的基础上,从哲学上去理解和把握中国高等教育传统,做到理论阐释与历史考证互动、同情的了解与客观认识相整合、宏大叙事与微观观照相结合。本研究的出发点,是在文明演进的背景下考察高等教育传统的形成与变迁,将传统的变化发展分为单一传统的自然转化、多元传统的自然转化以及多元传统的被动转化三种模式。这样中国高等教育四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表现为单一传统的自然转化模式,经虞舜时期发轫,到周代进入最发达的时期,形成了学在官府的大一统传统和以六艺教育为教学内容的明人伦传统,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至巨的两大原始基因,与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恰成鲜明对照。第二个阶段表现为多元传统的自然转化模式,这是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原始基因在佛教传入后,与佛教教育长期自然融合而发生变异,形成以孔子崇拜为主要特征的“庙学”办学模式,同时剥落凝炼出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核心部分,使得传统的周孔之道变为孔孟之道。第三个阶段表现为多元传统的被动转化模式,这是西方文化强势入侵引起的,形成科学传统、大众传统和民族传统共存的格局,在解放前以西方科学传统为主导,解放后大众传统为主导,但民族传统的原始基因和变异基因几乎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处于微弱不振的地步。三种模式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单一传统的自然转化模式是渐进、自适、累积式发展。多元传统的自然转化模式同样呈现出由浅入深、由外到里的逐步推进过程,但主客双方均需保持开放包容、取长补短的态度,主方文化坚持主体立场才能形成以我为主的演化结果。多元传统的被动转化模式表现为转化主体在多重使命和挑战下的艰难平衡,发展阶段和空间都被严重挤压,能否创生内部动力成为摆脱被动状态的关键。因此,三种转化模式的不同归根到底是传统主动和被动、自然和被迫的区别。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传统的自然演进中断后如何重新激发传统的主动性和活力,使它从被动转化的“他在”状态中解放出来,同时也要从自然转化的“盲目”状态中解放出来,进入到自觉创造自己历史的新阶段。从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和民族传统二者之间应该是双向建构、互相规定的。西方现代的高等教育不是高等教育现代化唯一的形式,我们需要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特点（遵循启蒙方案、两种知识互补、“回到”轴心文明和大学职能分化）,同时也应该关注民族传统自身对现代化的要求,解决好转化什么的问题。与其他研究不同,本研究从子思的《中庸》出发,将《中庸》提出的“子思教育三角”（“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及其揭示的孔子教育本旨（“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视为高等教育民族传统的经典表述。经孔子的厘定和《中庸》的进一步提炼,民族传统的原始基因呈现出更加理论化和系统化的特征。中庸之教作为转化对象,可以提供与西方后现代教育理念相对接的思想资源。因此中国高等教育民族传统创造性转化的路径,就是接纳并超越启蒙精神,接通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血脉,采取中西互相解释的方法,不断回应现实需要,从而形成三统融合、《中庸》为本、圣贤为宗的新模式。这应该视为中国高等教育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时不能不说的台词,也应该是扎根中国大地办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学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