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教育经费总投入进入后“4%”时代,各界对义务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率愈益重视,义务教育经费监管问题已经成为教育财政领域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相关研究回顾显示,当前围绕义务教育经费的研究更多从资金充足和保障角度展开,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管问题尚未得到足够重视。传统的监管研究范式多以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进行划分,对监管整体过程的系统性把握不足,对义务教育经费监管的特征尚缺少清晰认识,对其监管成效亦缺乏评价的标准与依据。本研究聚焦于义务教育经费监管问题,以“县域”为研究视野,以西部地区为研究“范畴”,试图以监管方式为系统分析主线,描述并归纳不同监管方式下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的监管特征。基于实践调研,构建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其监管成效进行评价。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借鉴公共财政理论、委托代理理论、政府监管理论构设分析框架。在梳理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对西部地区陕西省具有代表性的6个县级行政区(陕南3个、关中2个、陕北1个)进行实地考察,深入剖析不同监管方式下义务教育经费监管的特征、成效与现实困境。运用专家评议法和层次分析法,以实地调研结果为基础,依托内部控制评价模型,结合监管分析框架及相关利益主体职能,构建起较为系统的的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评价指标体系。进一步对样本地进行成效检验,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对监管成效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建构。通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结论性内容:其一,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监管大致经历了以中央为主导的集中式监管、以乡镇为主的地方分级式监管、以县为主的地方分级式监管,及以县为主背景下多种方式融合式监管四个发展时期。经费监管体制随着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呈现出从集中到分散再到优化集中的螺旋式上升发展态势,社会环境、经济体制和财政制度的变迁是经费监管制度发展的主要动因。其二,现阶段我国县域内主要存在以校财局管为依托、以国库集中支付为依托及两者并存的监管方式。以校财局管为依托的监管方式下,县级政府主要形成以财务监督为核心的监管体系,学校层级因学校类型的不同呈现出监管职能差异。这种监管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抑制了寻租与违纪行为,并在县域内初步建立了电算化的监管平台,使各项经费得以规范运行。但仍存在因体制机制不完善造成实时报账、预算编制、会计核算、数据共享等环节的监管梗阻,面临以“财务监督”为主导的监管乏力、学校层级委托代理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善的现实困境。而以国库集中支付为依托的监管方式下,县级政府主要形成以国库监控系统为核心的义务教育经费监管体系,学校层级监管更侧重于预算编制、资金使用、政府采购、资产管理、工建项目等监管过程。国库集中支付方式下资金管理系统性与安全性得到进一步提升,“全方位”管控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益,并形成了动态监控体系的威慑效应。但也存在监管环节相对独立造成信息孤岛、预算编制效力不足偏离管控目标、信息平台建设滞后存有监管盲区、学校内部控制凌乱制约监管实效等发展障碍。其三,构建了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包括监管组织、监管运行、监管效果3项一级指标,以及8项二级指标和20项三级指标。通过对当前监管成效进行评价可以看出,陕西省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总体成效尚处于普通水平。其中,监管效果的表现优于监管组织与监管运行。监管组织中监管人员配置和信息平台建设需进一步加强,监管运行中监管目标与结果利用需投入更多的关注,监管效果方面社会舆论及第三方监管力量的参与应得到进一步重视。基于对实际工作的改进需要,运用STATA14.0对可能影响监管成效的县级政府层级和学校层级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探讨各要素对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成效影响的贡献度,从而得出对监管成效影响显著的关键变量。结果显示,选取的5类影响因素可以解释监管成效总体成效的38.19%(R-squared =0.3819)。其中,监管方式、监管频次、办学情况与监管总体成效有显著性关系,监管方式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 0.4366796)最高,对监管总体成效的影响程度最大。国库集中支付方式的监管总体成效优于“校财局管”方式;监管频次越高,监管总体成效越好,监管频次每提升1次/年,监管总体成效得分随之提高1.794708;优质学校的监管总体成效高于普通学校,普通学校又高于薄弱学校。其四,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优化是一个渐行渐进、不断完善、不断改进的系统工程。根据县域内义务教育经费监管需要,分别对不同监管方式下的经费监管提出改进策略。基于对校财局管与国库集中支付并轨发展方式的思考,构建多元融合的义务教育经费监管方式。提出激发底层创新,确立县域内权责明晰的制度环境;严控运行过程,构建县域内多元融合的监管体系;优化内控结构,打造学校内聚合高效的监管机制;加强技术支撑,建立“互联网+监管”的信息化平台的构建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