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算绩效作为财政改革的重点,从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提出“建立预算绩效评价体系,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现代财税制度,十九大报告正式指出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作为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的预算绩效改革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对于预算绩效管理背后的理论研究以及与宪政的关系研究比较少,更多的是停留在作为政府内部完善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工具。另一方面,在落实中对预算绩效的认知不清晰,预算绩效改革配套的法律制度并未建立,我国亟待解决这些问题,建立完善的现代预算制度。实现公共财政的目标是预算的法律控制,具体包括预算国家中心主义理念的摒弃,预算法律监督的加强,预算运行程序的健全以及预算责任控制的完善。预算是一种政治行为,它能够约束政府的行政行为进而保护公民的财产权,而预算绩效是建立在这一政治行为之上以支出结果为导向,更强调财政支出的责任和效率的行为。预算绩效监督背后是财政立宪主义这一“看得见的宪政”,只有通过预算信息的公开透明才能有效解决政府部门代替公民理财可能出现的腐败问题,预算绩效存在的意义不仅是当下问题的解决,还需要防范化解未来不可预见的风险。作为财政问题的核心,预算法定的原则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出计划权力要完整地处于议会或议会制定的法律控制下,立法机构对预算的监督至关重要,但也不能忽视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监督、公众外部监督的重要价值,对预算绩效监督的认知要从“管住”政府的钱袋子向“管好”政府的钱袋子的转变。我国目前存在着预算绩效目标内涵认知不健全,人大对预算审议执行过程中绩效监督不足,绩效结果对预算支出不具有控制力,绩效监督法律约束不清晰,绩效信息公开范围狭窄,全过程全口径绩效审计尚未形成等问题。本文通过借鉴英国、美国、德国的预算绩效监督改革经验,得出立法是推动预算绩效监督的主要力量,同时需要依托完善的预算绩效监督机制,并将有效的预算绩效评价结果作用于监督,建立财政公开、透明的预算绩效报告制度。解决我国预算绩效监督问题的关键在于:以立法推动预算绩效监督,加强预算绩效的单行立法,重塑人大预算修正权,行政机关加快推进预算联网监督作用于预算绩效,推进全过程预算绩效信息主动公开,建立绩效评价的应用与绩效问责机制,在外部监督上加强预算绩效全面审计,完善纳税人诉讼,同时可以借助“外脑”进行审查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