谚语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代码,表达普遍真理和社会行为准则公认的共识,通过参照一般观点来为争论或行为提供道德支持。文学作家都不规避谚语。在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谚语颇受人文主义作家的青睐,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莎士比亚之所以伟大,四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的喜爱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语言的能力及其魅力。多达两万五千多的词汇量,可谓浩瀚广大。这些词汇种类丰富,表现力强大,几乎可以说无出其右。除开他别出心裁发明的词汇和表达法,他生动的描述,诗文合璧的体裁,形式各异的诗歌、歌谣、十四行诗等等,更不用说他的口语化表达,以无韵诗为主体的文体,仅在用语方面,他的谚语是独树一帜的风景。在“新剑桥莎士比亚丛书”(New Cambridge Shakespeare)、“新阿登莎士比亚丛书”(New Arden Shakespeare)以及“牛津世界经典文库”(Oxford World Classics)之类的单行本详注版本里,以蒂利(Morris Palmer Tilley)为标注的大量谚语频频出现。这说明,谚语在莎士比亚创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莎士比亚的谚语也着实丰富可观,作为一面镜子,从某种层面折射出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化景象,可以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约翰逊所谓的“自然之镜”。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剧作中大量使用谚语,表明了伊丽莎白时期人们对谚语的热爱程度,也体现了剧作家所属时代的文化,而这些谚语本身就是文化大典、宝库。它既是一种文化的表达,也是当时文化的一面镜子。同时,莎士比亚在使用中也逐步构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本研究以“塑造、劝导、再现与挪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谚语研究”为题,试图通过一个量的调查和质的观察,从“莎士比亚戏剧角色的谚语塑造”、“莎士比亚谚语中的劝导力量”、“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谚语再现”、“谚语挪用与福斯塔夫案例”四个维度,就莎士比亚戏剧中的谚语展开研究。“引言”对谚语的产生、发展和繁荣历史进行了概括梳理。最早谚语的雏形出现在大约7000年前的两河流域地区,1500年后谚语符号以楔文形式记录在人们劳作工具上,阿卡丁人借用后创造了独特的符号发音模式,使用情况由古埃及圣经之称的《埃及亡灵书》记录下来,公元前3440年的《帕塔霍特普箴言》是迄今为止谚语最早的文字记载。后历经希腊、罗马、中世纪以及早期现代英语漫长岁月的演变,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迎来了繁荣。莎士比亚谚语的创造和运用受益于这一时期出现的大量由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卡尔曼(Leonard Culman)等编辑的众多谚语集。第一章“莎士比亚戏剧角色的谚语塑造”以谚语运用在人物形象塑造中的作用为出发点,以《爱的徒劳》、《皆大欢喜》和《第十二夜》三部戏剧作品为样本,通过人物谚语使用的种类、质量和数量以及谚语在特定语境下的目的等,探索莎士比亚在揭示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刻画的手段。第二章“莎士比亚谚语的劝导力量”论述莎士比亚谚语在《理查德三世》、《亨利五世》和《哈姆雷特》中的规劝功能,通过三个同名主人公的台词考察三者如何以谚语作为一种修辞手段去影响他人的信仰、态度、动机和行为。他们的规劝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在这一行为过程中通过信息、情感和理性的表达来影响甚至改变别人就某一事件、观念、某一客体甚至某些人的行为态度。第三章“莎士比亚戏剧谚语口吻再现”围绕奥赛罗、李尔王和麦克白三位悲剧主角论述谚语中口吻的作用,特别是中心人物伊阿古,以通过谚语话语的口吻或语调语气再现话者对听者所持态度的表达方式,而这种话语方式通过语气细微的暗示可以表达话者对人们谈论的思想、事物的观念和态度,揭示出与听者的关系。伊阿古因其听者不同(如奥赛罗和凯西奥),其谚语口吻和语气表现为苛评和赞誉、正经和亲和、坦言和慎言、傲慢和虔诚、愤怒和忠诚,严肃和讥讽等等。第四章“谚语挪用与福斯答夫案例”以谚语挪用为中心展开,以历史剧《亨利四世》中的福斯塔夫为中心线索探讨一种谚语反传统表达方式。这种反谚语传统的表达方式单一地改变、省略或添加标准谚语中的极少数词语与达到获取不同甚至截然相反含义为目的。福斯塔夫擅长的这一反谚语传统的做法在于对谚语的挪用即含义的移植。这一新的手法通过改变标准谚语的原初含义而获取不同的新的含义,虽然破坏了标准谚语的神圣性,但其终极目的在于达到另一种文学效果,那就是巧妙地运用智慧在作品中增添幽默、色彩和美感,进一步激发读者和观众的批评意识和审美能力。本研究中莎士比亚的剧本选取基于三方面的考虑,即剧本的类别、创作时期和作品所含谚语的数量(三类剧本中取各类谚语最多或接近最多,个别例外),谚语实证考察工具为帕尔马·莫里斯·蒂利所著的《英格兰十六、十七世纪谚语大词典》(1950),同时参考威廉·罗伯特·登特所著的《莎士比亚谚语索引》(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