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域外游记曾经是中国现代文学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但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更促进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1949年后,随着新中国的建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域外”不再是一个可以随便到达和言说的所在,但是在十七年间,中国作家、中国文学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并未完全中断,有时交流甚至非常频繁,而且这种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是以“作家出访”的全新面貌出现的。1949年之后,中国作家走向世界的旅程仍在继续,他们的世界想象也仍在展开,由此出现了大量记游作品。但1949年之后作家们的世界旅行,与此前的异域旅行虽有联系,却存在着更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旅行方式、过程和内容的变化,更意味着作家创作视野、思想情感、审美情趣和写作方式的巨大改变,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十七年文学的构建。本文主要讨论1949年之后的十余年间,作家们参与“集体旅行”过程中的异国体验及其创作对于此时期文学的影响：第一章《旅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要讨论1949年作为一条分界线,改变了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以及作家异域旅行的方式,并通过“旅行”内涵的收缩、作家身份的置换两个方面来探讨这种改变对于作家的影响。1949年10月26日,由丁玲、赵树理、曹禺等十五人组成的中国工会与文化工作者代表团访苏,开启了新中国作家异国出访的先河。但这次出访却意味着域外旅行从“游”到“访”的退缩,这种退缩带来的是作家自由行动的取消和掌控旅行的主导地位的被剥夺。这种变动所引发的精神向度的危机更为严重——“游”作为一种独立个体自在自我的状态和自由心灵向外开拓的路径之一,消失或是大规模减损了。同时,在集体取代个体的过程中,作家作为独立个体与集体产生了自内到外的冲突,他们被迫放弃个体的立场,以“扛旗者”的身份作为意识形态的交流使者,让渡出内部世界的空间,将国家、时代和政治主题内化为个人情感,来书写国家的颂歌。第二章《异国出访：作为写作的一种选择》,主要讨论在这一变化的影响下,不同作家面对异域这一环境时,所作出的不同文学路向的选择,主要以巴金、师陀、冯至、艾青为例进行分析。这些作家在异域书写中作出的选择与努力,都是为了找寻1949年之后文学的出路。巴金与师陀将异域作为一个“逃亡”的空间,希望摆脱在1949年后写作的困境。而冯至作为再度返回异国的作家,否定了里尔克和德国影响,尝试建设新时代的文学。但他们的努力都宣告了失败,在逃离或是否定过去的过程中都在集体的步调中丧失了自我。艾青的南美之行因为摆脱了集体旅行的束缚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写作的能力,他在旅行中的写作也成为了自我和十七年文学的重要收获。第三章《国家抒情和国家神话的树立》,主要讨论在新中国异域游记作品内所包含的抒情因素和国家想象,这种抒情和想象直接参与了1949年之后“中国形象”的构建。借助异域游记作品中普遍的浓烈抒情,作家们将个人情感扩展为全民族的共同情感,将个人与国家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作家在作品中对中国——世界的描写与想象构成了新中国的国家想象,并将这种想象上升为“国家神话”。但在时代狂热引领下的作家们建立起来的中国形象与现实差距太大,充满了虚幻和夸张的色彩,在历史变迁中失去了照进现实的力量,也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世界想象和中国想象。